2005/08/09 12:10从查理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就能看到宏伟的万卡巧克力工厂，那是做制造梦幻的是神秘工厂，15年来，每人看过任何工人进出那里，可是却能闻到浓郁的巧克力的甜香，它出产的万卡牌巧克力也畅销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查理在每个晚上的梦里，都幻想自己能够进入那座宏伟的工厂。
一天万卡先生突然宣布，他将对5个幸运的孩子揭示巧克力工厂所有的秘密和神奇，只要他们找到随机放在巧克力的金入场券就能成为幸运者。第一个幸运儿是贪吃的奥古斯塔斯，他每天惟一想做的就是把糖果填进肚子；接下来是被宠坏的维露卡，一旦父母未能满足她的要求，她立刻就会大哭大叫；随后
是维奥莱特，她是泡泡糖锦标赛的冠军，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战利品；第四位是麦克，他每时每刻都想表现得比别人聪明许多。查理每年只有一次机会吃到万卡巧克力，那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因此他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幸运者，但这时奇迹发生了：查理在落满雪的街上捡到一些钱，他拿着它们在最近的商店买了块万卡巧克力，在他打开包装纸的下面，有一道金色的闪光，那就是最后一张幸运入场券。这个消息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尤其是他的爷爷，因为在万卡先生将它变成自己庞大的巧克力工厂之前，他曾在那里工作过。于是，全家人决定让爷爷陪着查理参加这次巧克力工厂之旅。
巧克力工厂里的神奇情景， Wonka先生自己发明的闪着光辉的生产机械，以及训练有素的剥坚果的几百只松鼠，令每个参观者目不暇接，他们还看到了出产糖果的矿山，飞溅着泡沫的巧克力瀑布，地上茂密的薄荷汤青草，还乘坐着由透明的糖稀制作的龙舟穿越巧克力河……万卡先生，这位古怪但却亲切的主人为孩子们展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伟大发明。
万卡先生醉心于糖果之中，为此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走出自己的工厂了，查理好奇地跟随着他，想知道他喜欢糖果的秘密，而与此同时，其他孩子却开始破坏周围这一切，他们的贪吃，霸道，软弱和自以为是让他们不得不陆续地中断这次旅行。对于坚持到最后的查理，万卡先生告诉了他巧克力工厂的最后一个秘密：查理将是工厂的新主人。
2005/07/08 16:38雷·费瑞尔（汤姆·克鲁斯饰）是一个码头工人，年纪轻轻、喜欢飚车、有些傲慢、还是位游手好闲的糟糕父亲，他的工作就是在码头操纵起重机为轮船装卸集装箱。为了他生了一儿一女的妻子玛丽，实在受不了雷无所事事、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终于和他分道扬镳。
雷对于妻子的离去只知道怨天尤人，依然老是忽略自己的儿女。不过，这个周末，由于有事，前妻不得不把孩子送来让雷照顾。不同以往的是，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几道闪电屡次击中街道，似乎有什么怪事即将发生。费瑞尔觉察到闪电有点不同寻常，但他不知道，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即将来临。突然，一辆坠入地下的外星战车从马路中一跃而起，小镇顿时乱作一团。
危难关头，平日缺少责任感的雷，突然显现出一个父亲的本能，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带着孩子拼命逃难，逃亡的路上，雷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一对儿女。在整个世界陷入外星怪物军队大举袭击地球的恐慌时，他们躲到了山坡上的一家农舍，一位神秘人把他们带到老房子的地下室里，但出人意料的是，原来外星人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惟一威胁……
卖点：新千年的宏篇巨著
1898年，H·G·威尔斯创作的第一部描写外星生物进攻地球的科幻小说问世；1938年，后来凭借《公民凯恩》被誉为天才的奥森·威尔斯在电台改编小说录制成节目，宛如真实的广播让全城骚动，上百万人害怕得颤抖、哭泣，逃出家门；即使是有过这次教训，1953年，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的时候，很多观众分不清现实和虚幻，被这种末世感觉沉重打击，不可自拔。
小说是在英国的殖民主义扩张的时候写成的，威尔斯的电台节目是在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录制的，1953年的电影版本是在冷战时期拍摄的，正像以前的《世界大战》版本，斯皮尔伯格这部电影也是911的阴影衍生物。不过，虽然影片或有隐喻，然而作为暑期档的强势大片，就免不了为了叫好叫座极尽吓人之能事，听说老斯的目的是“把观众从座位上吓得滚下来”。
外星人袭击地球、全人类面临灾难，这种类型的科幻片早被好莱坞拍到不能再拍，可《世界大战》里至少保证不会出现以下俗套：没有显著的地标性建筑被毁灭，没有针对纽约市的不必要的攻击行动，没有画蛇添足的记者们假装知道发生了什么，不会让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其他显要的人物担当影片主人公，没有军方要人拿着小棍子指指点点的镜头。《世界大战》就是关于一个平凡家庭面对“最凶残”的外星人，恐慌到极点的故事。
◇ 点评：非一般外星人入侵
自从1975年初出茅庐的斯皮尔伯格用《大白鲨》惊吓了全球观众后，作为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导演之一的他就时不时以吓唬人为乐趣，事实证明，这些电影都不断地创造票房奇迹。这一次，从小就迷恋外星人题材的他，难得地把主意打到了外星人进攻上。虽然在内心深处，老斯还是像《E.T》、《第三类接触》时代一样，认为任何生命形式如果肯穿越时空来到地球，目的不是征服而是探索，不过既然观众喜欢看人类和外星人打仗、受折磨，寻求点刺激，这位史上最赚钱的导演当然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号称老斯“最黑暗科幻片”的《世界大战》打着平凡人物的“亲情牌”，动用数千人的军队，以一架波音747客机和一艘千吨巨轮为代价，展现人类面对成千上万“吸血三脚怪”袭击的疯狂大逃亡。动用了《辛德勒名单》的摄影师，《E.T》的视觉特效师，充斥着数字技术的《世界大战》中演员却依然是重心。继《少数报告》之后第二次跟斯皮尔伯格合作的阿汤哥自然不必说，饰演他一双儿女的两个童星都曾参演过老斯监制的热播惊悚电视剧《劫持》，其中的小女孩正是好莱坞目前最红的童星达寇塔·范宁，这张《捉迷藏》中把罗伯特·德尼罗吓疯的脸，让无数大牌啧啧称奇，天才的演技大约昭示着明日之星的冉冉升起！！
2005/07/04 10:21 2005/06/29 15:16
我趴在山顶建筑的栏杆上，好象第一次看到深圳繁华外的寂静。 不远处是海上世界，灯光照亮的女娲雕像曾经是蛇口的一个标志，而旁边的新时代广场已是蛇口的新标志，就象国贸大厦和地王大厦还有赛格大厦以及到现在的世贸中心的这种标志的转换一样，你会发现，在深圳，什么都不是固定的，没有什么是永远。建筑如此，人亦如此。
来深圳的时候，很喜欢这里四季的绿色，还有风景如画的华侨城，现在，依然喜欢这些地方，但是心里早多几分沧桑，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催人过早衰老，眉里眼角都要打上曾经拼搏和受伤的痕迹。在这里，一切都如城市的变化一样快，无论心情还是生活。 今年的夏天是从3月份开始的，连续的高温，人走在大马路上，防紫外线的伞好象全无用处一样，防晒油越抹身上的汗越不停的流，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永远呆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而外面，希望一切与你无关。 然后，所有的活动，改到晚上吧，所以，深圳的夜生活格外绚烂，罗湖和福田的商业中心永远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凌晨三四点，在路上，依然有人不紧不慢的行走，好象那时，夜晚刚刚开始。而蛇口的海上世界那一带，海风吹得多少人不想回家。啤酒一瓶瓶的喝下去了，周围响起的音乐已经烂熟于心，可是，还是不想走，那毫无遮拦的风，那旁边静寂的海面，那远远传来的歌声，好象一个梦一样，与白天的疲惫完全不一样，所以，海上世界那带，在露天的酒吧外，很深的夜里，遮阳伞下还有沉迷不归的人们，另外一边的草地上，会有几个拿着酒瓶的人，他们躺在草地上，就那么睡着了，恐怕已经在做最美好的梦，海风，越来越凉，夜越来越深，临近黎明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睁着睡眼惺松的眼睛，心满意足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白天，白天做什么呢？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深圳就象一架永远在高速运转的机器，来这里的
人，不小心就成了机器上的零件，每天跟着它的拼命运转，脑子里每刻都在想着生存而不是生活。 因为生存是一个刚刚来深圳的人心上永远的痛，所以常常不能顾及除此以外的东西，除了爱情可以作为彼此取暖的廉价物外，一切都变得淡漠起来，友情成为很可怜的东西，除非你寂寞到要疯掉，否则你还是不能找谁诉说。而且爱情又怎么样呢？这个城市里流行一种叫一夜情的东西，越来越少的人不认真对待爱情，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一切都无所谓，最要命的是，好象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年后，大梅沙那块刻了“天长地久”的大石头恐怕要成为一种对历史的纪念。 20年，深圳一直以一种特定的深圳速度发展，让全国的人都瞩目惊叹不已，环目整个城市，一幢幢的高楼起得真快，从蛇口到南山到深圳湾，从福田到罗湖到莲塘然后到盐田，住宅楼铺天盖地一样的起来了，而且楼盘也越来越高档，价钱也越来越高，好象整个深圳的人都是有钱人一样。可是，在深圳租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每天，你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见到很多拖着行李行走在大街上的人，每天，火车站里都会涌出成批脸上写满希望的外地人，每天，离开的火车也要带走很多迈着沉重脚步走向列车的人，他们走的时候，神情沮丧，将故事留在这个城市，在火车站开始想抹平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一些人就这样永远离开，不再回来。一些人也许还不会甘心就这样走，然而，情非得已一样还得离开。
这个侯鸟一样的城市，高楼大厦永远摆着一副高傲的面孔，来的人越来越多，能够接近她的人缺总是寥寥无几。自我的深圳，用灰色的建筑代替自己的面孔，地面上绿荫遍地的衣衫不过是面具。
2005/06/29 00:25１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徵：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象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九十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著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徵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著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藉其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象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门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WO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
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的来源（是否出自精英）完全无关，它吁请著所有满足欲望的“小道新闻”。由于数码网络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无聊的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里成为国际通报。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利用这一资讯网络的先锋，尽管未能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但他却纠正了国际数码网络的附庸地位。“数码文化”已经实现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推翻。
市场及资讯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场与资讯化，这个双向和双重的过程，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备：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行画手取代了画家，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制片人取代了导演，如此等等，总之，“文化白领”取代了“知识分子”。在“取媚”大众和营造“票房纪录”方面，后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
“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吁请著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当推王朔、崔健和苏童等等。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面，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一方面向群众大肆“献媚”。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
这是八十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而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员或传销员在九十年代期间茁壮成长。这一蜕变，受到了出版界、影视界和演艺界“资本势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产阶级”圈子，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后毛时代及后邓时代的一个重要景观。
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或者说，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作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在这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一个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余对此深感不平，1998年期间，他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连续发表短文，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进行话语自卫。对“批评”的“轻蔑”和“痛心”跃然纸上。
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一方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那就是大众。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对这个作家的“生死”（用港台流行的术语说，就是“走红”还是“过气”）作出终极判决，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事实上，已故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早已对此作出了非凡的预言。
２ 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已经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这种策略包括：1.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2.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3.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4.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基本母题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一种浸透著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篇‘王道士’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这个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
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
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
(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修改”雕塑之后)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著参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著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朱案：“跪下”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哩？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锺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历史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祥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的撰写的中国通史，还有一些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版”等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在著某种阅读障碍。
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它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新加坡（香港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文尚不够“通俗”和“轻松”，“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故决定作“大幅度删改”，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我不认为这个“插曲”可以用来证实余文的不够“通俗”，相反，它是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岐而已：究竟是把它当做实用旅游指南，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毫无疑问，后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后记”中之所言，此书的出版只是“一种侥幸”，恰恰相反，它充份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切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