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访问多伦多
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
2005/09/16 15:26
林彪的是非，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海内到海外，有很多不同声音，最新的大概就是《重审林彪案件》。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分歧的话题，从那个大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许多或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林彪的害，谁能忘得了他的光辉形象呀？
但是，毫不讳言，我是赞成为林彪翻案的，不是想为他鸣什么冤，而是认为，多年来中共领导人为自己统治需要，导留群众对30年党祸的愤恨，早已过分丑化了林彪，让他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林彪，实际上已被导演成中国传统戏剧中包办一切罪恶错误的大奸臣。历史应该清楚才能有益，至今林彪的棺盖了，论并没有定！一些问题不弄清楚，对人不公平，对历史不负责，粉饰和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后人永远无法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是我的观点。
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这口号本身就令人疑惑。政治压倒历史，而且强奸民意，什么叫人心？怎么就不得人心？翻案与人心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想过这些问题没有！经历过文革后期的中国人，大都对“翻案不得人心”这一口号不陌生，那是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用的，曾喊得震天响，有什么用？最终一句笑谈而已！在毛独裁时代，人心就是毛泽东其人之心，他不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什么办法，只要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你比窦娥还冤也翻不了。而一旦小平同志上台，核心变了，“人心”也跟着变，全国人民开始大翻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真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翻就怎么翻，“铁证如山”的案子都可以翻。现在叫唤“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的人，难道不记得这些历史了吗？
其次，得不得人心，与能不能翻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混为一谈？就是汪精卫这样公认的反派人物，今天有人（如林思云网友）不同意历史的结论，写文章要为他翻案，可怕吗？好象没什么可怕的，可恨吗？一点都不可恨！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汪精卫的另一面，是好事，不同意也犯不着去反对人家的言论自由。而汪精卫汉奸的本质能不能翻，归根结底要看事实。如果他老人家确实没当过汉奸，你硬说他是汉奸就是冤案，大快人心的冤案还是冤案，还应该翻；反之，再多的人，写再好的文章，都没有用的！有些还恰得其反，台湾的“大才子”李敖就是例子，他写大幅文章，得意洋洋地为自己的汉奸父亲平反。结果呢？说老实的，我就是在看了他这些文章之后，才认定他父亲真当过汉奸。你看：是谁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华北汉奸政府任职的？是谁在日本统治时期当上太原禁烟局局长的？李大杂文家的父亲啊！有这样的基本事实自然就会有大汉奸的结论，巧言利舌是没有用的，用家丑破事骂蒋介石徒然自取其辱。所以，我也劝不同意为林彪翻案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感情什么需要，不妨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批驳，实在没有必要用口号去压制别人。即使坏人也不应该被诬陷，是吗？
林彪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共垄断历史档案资料。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随意编辑曲解林彪的言行，认为不好的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好的则略而不提或在动机上做文章。一提到抗美援朝历史，许多国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中共的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中共披露出来的史实来看，当时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韩战，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的人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中共的史书，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中国人的传统简单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了。至于林彪不接帅印，能有什么奇怪的呢？林彪在韩战前韩战后都一直在养病，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林彪于国于己，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本就不应该派他出马。当时中共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韩战爆发前倒是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这公平吗？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徐向前元帅最后也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元帅，也是称病，谁又深究过他的病呢？为什么对林彪，称病就是怯战怕死？是不是为了要证明他的怯战怕死才突出他的反战？
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共史书也着力渲染林彪的作用。林彪的角色当然没什么光彩可言。问题是，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几个人是光彩的？要真正了解庐山会议的真面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原始会议记录全部公开，而不是根据结论需要重点引用林彪的讲话。中共高层内部的所谓批评帮助民主生活会，残酷的程度，无耻的程度，有时是外界善良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否则就不会有高岗的自杀和罗瑞卿的跳楼了（这二人当非薄脸皮之人）。人们不禁要问：除了林彪，其他的人模狗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在彭德怀落难时，都揭发批判了些什么？没有比较，或者仅仅用林彪发言中用词较强烈的部分，与其他领导人发言中体贴厚道的部分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林彪是批彭的主要打手了。这不公平！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并不严厉，更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东西！他是半途上山的，此时彭的命运已经定了，林只是帮助毛使这个会议更体面地下台阶而已，林彪不是阴谋者，也没害过彭德怀，彭自己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彭后来的罪名中，比较严重的是路线斗争反党集团里通外国里应外合这几条，这些不是毛就是刘给他整的，林彪的锤从没有定过这个音（也没这资格），为什么要把罪名都安在林的身上？林彪说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想当大英雄”，攻击的是个人品质，不是要害的东西，就象彭德怀自己说的“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样，属于思想改造不彻底，革命动机不纯的问题。批判上可以从严，处理上是上不了纲的。况且毛泽东本人也早讲过类似的话。林彪把自己和彭德怀比成丘八，不是治国的料，虽然难听，却也是善意的规劝。庐山会议后，彭林并未结怨，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元帅中彭排第二位，林第三位，以这样的资历，加上与毛的历史渊源，不请他当部长才是非常奇怪的事。如果说林彪批彭有不义之嫌则所有人都这样做了，如果说林彪批彭是抢位子则难以服众。我不明白的是，往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周恩来做了，那就是出于对领袖的忠心，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而林彪做了，就一定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是不是有点历史唯心主义？
参与文化大革命，搅入混水，是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这场祸及苍生动摇国本的血腥权斗中，林彪和周恩来都是毛泽东整倒刘少奇帮派的最重要帮凶。
但这里，有几点应该加以分辨：
1，文化大革命，源于毛刘的最高权力斗争，独裁专制体制下国无二主，“二日并行”的结果几乎必然就是“火星撞地球”。有没有林彪中国人民都得受这个难！毛刘冲突的起因和整个发展过程与林无关，林彪只是在中央激烈斗争爆发后，才选边跟着毛泽东上了文革的贼船。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这一点他与周恩来处境相似，作用也相似。如果对两者的评价天差地别的话，那就是中共的宣传技俩了。
2，毛泽东与林彪，是战争年代长期共患难的直接上下级，亲密关系自有其真实的一面！否认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从井冈山时代起，林彪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部属，林所率领的武装，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无论历史上毛泽东怎么顺逆起落，林敢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却从未背叛陷害过毛泽东，也没有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向毛泽东要过什么价。而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从未亏待过林彪，这种长期的上下明显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央最高层中无人能比，不是“投机”“欺骗”所能解释的了的。林在文革权力斗争中跟毛走，同他过往的历史轨迹相一致，我认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林彪不能说是被动被迫被骗参加文革，但也绝不是所谓的想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党夺权，林彪一开始很可能只是想帮助老上级毛泽东打倒政敌，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关键是毛在祸国秧民。把毛林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毛泽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彪没有怂恿毛泽东去整什么人，也没资格为帮毛泽东打倒什么人而向毛泽东要什么价。所谓“为了打鬼，借道钟馗”的说法不可信！毛总是这样欺世盗名的。就如林彪与贺龙如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黄永胜几乎肯定会帮林彪的一样，战争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有坚实的感情和利益基础，使军人自然而然保自己的山头，这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利益交换，林彪之于毛泽东，也不例外。毛动员林出力，不用费什么劲，倒是如果是刘少奇林彪联手的话，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3，由于文革前刘少奇帮派已大致操控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想要夺回全党控制权，就得考虑非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军队作为毛倚重的基本力量，不可能不介入斗争。即使林本人能坚决回避，他的部下（特别是四野部队）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毛泽东，在文革中显示力量。也正因为毛泽东需要武装部队在非常时期起非常作用，这时候的毛是希望林彪在军中畅通无阻的。有毛林关系这种大气候，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罗的越权和跋扈不是一天两天，对他不满的人也多的很，但没文革就不会有事，林罗矛盾互相牵制有利于党管军队。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倚重林彪的情况下（林在军队的号召力更大，也更可靠），林罗矛盾会不会被刘少奇所利用？谁敢保证！拿掉罗瑞卿是毛泽东必须下的一个政治决心。林彪敢向毛托出罗瑞卿的问题，也是为毛着想，怕到时候动用军队不便。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绝不是什么要胁交换，谁敢要胁毛泽东呀？林是毛几十年的部下，不可能不懂毛的为人！要胁他能有什么好下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奏。真正能迫害罗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毛泽东！其他的，包括林彪叶剑英及雷英夫等人，都只是帮凶。罗瑞卿的女儿，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一头扎进林罗恩怨里出不来！也是典型的不懂政治。罗瑞卿对毛泽东忠不忠？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强调，这个东西会变的！（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因时而变，因利而变。关键问题是罗瑞卿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又不甘寂寞，毛如果用不了你，就得杀你！
4，林彪在文革中，真正势力范围只限于军中，实际上未进入社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项具体措施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来推行，全国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的就江青那一批人，林彪的作用是以实力作毛泽东后盾。后期的部队支左和军管，也冲击社会，但客观上有稳定局势的作用。林彪同周恩来，对文革权力斗争中造成的大批高干冤案，有较大的责任，中共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管胜负，不管对错，整人整到底，林彪这方面应该是尽力的；但对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因为权力斗争采取群众运动，这方式是毛泽东的缺德专利（毛泽东整人，采用全民参与的运动方式，虽然人民实际上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这种参与容易给历史造成错觉，你如只看文革纪录片，那些大场面就很容易让你相信：打倒刘少奇，确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毛泽东的胜利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林周即使不同意也只能跟着哄，而且具体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凌驾一切，林周责任应该较小。林彪周恩来对文革，也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权力斗争来看待，而刘少奇被斗倒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毛泽东该收拾残局，结束动乱让人民休养生息了，对毛泽东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王友琴老师认为，林彪是文革时期第二号领导人物，当然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起第二大的罪责。她的感情我能理解，但这道理不通，要按这个逻辑，周恩来就要对文革负第三大罪责（我想王也确有这意思），而江青因为排名靠后，反而少罪责。那刘少奇是大跃进时的第二把手，他应该为饿死3千万人负上第二大的罪责！乔石64时期是政治局常委的老二，他对64大屠杀也要负上第二大罪责。这样的逻辑当然不对！要知道，中共政权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内部权力崎形运作，党内早已不存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机制，毛泽东时代更是独裁专制，第一与第二之间实际上是君臣关系，臣的职责权完全由君王随心所欲支配。如果要追究文革中严重动乱和打砸抢犯罪行为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如果再细一点分，那文革初期“红八月”等红卫兵暴行，是仍当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掌握运动主动权，放任高干子弟干的，他们应该跟毛泽东江青一伙平分罪责，甚至还更多！
5，从文革兴起到高潮阶段，军队始终在林彪管理之下，属毛泽东信得过并随时准备充当打手的一只力量，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却不敢军队也乱。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激烈动荡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造反派的野火始终没有全面烧进解放军，军中也始终没有象社会各地一样，形成造反派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也有清洗和力量重组，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都是那些老山头派系，而他们与新生的文革势力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江青张春桥在军中没有可借重的代理人，即使林彪倒了，四人帮也无法找到现成人马来填补军队中的真空，这是个致命的弱点。这个罩门产生于林彪时期，当然，他的灾难性后果是体现在毛泽东之后！林彪与周恩来不同的是，比较有效地拒绝了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乱搞。就凭这一点，邓小平等享尽后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林彪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
6，林彪的出逃，惊天动地，是文革从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不管自愿不自愿，也不论成功失败，林彪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面临迫害，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不同，他用行动公开宣布与毛泽东决裂。他背叛了毛泽东，也报复了毛泽东，毛遭此突变进退失据，短时间内不得不大量起用老干部来稳定局势，埋下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九一三也使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毛林关系顿成全中国人民的大笑柄，大家明里批判的是林彪，暗地里腹非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一点，老毛再糊涂，心里也是有数的，毛泽东再也无法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了！应该说，林彪此举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出走很可能真是林彪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这个耐性与毛泽东周旋，他也不想象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毛泽东整死在黑房子里，他是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脾气，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林彪不愿苟且，不愿任人摆布，他也不会作贱自己，那就鱼死网破吧！他的选择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给家人和帮派亲信带来灾难，但他破了毛泽东的局，打乱其整人步伐，毛林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林彪的结局虽然显得身败名裂，但历史最终会认识他的一些闪光点！对林彪的下场，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感慨，但我觉得他死得其所，以林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性情，与其象刘少奇一样被人捆在病床上受辱而死，不如葬身大漠来的干脆利落，至于骨灰盒有没有被供在八宝山上，真正的历史人物，谁在乎这个？“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这话没有水平啊，是人都是要死的，从这个角度看，小平不死，不也是天理难容吗？荣华富贵是一时的，历史的评价才永恒长久！
谈到林彪的垮台，从云之颠到泥之底，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有些人认为林彪的结局是必然的，他介入文革就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这未免太想当然了。从毛泽东的愿望，当然是“狡兔尽，????烹”，但林彪在文革的乱局中绝对不是只死路一条。
可参照的例子就是周恩来，毛后来至死都惦记着周，但给贼惦记的周居然至死也没倒，这其中的奥秘几乎成了中共的一个谜。还有邓小平，两次被毛打倒，两次又爬起来，最后还活泼乱跳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大统，创造中共政坛的又一个神话。平心而论，这两人的实力地位，当时还远不如林彪，他们的成功反衬了林彪的失策。有文章说，周恩来不倒的秘密在于他党政军势力根深蒂固，这大错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历史上周从没有过自己的势力，始终没有，更谈不上可以跟他赴汤蹈火的亲信死党了。周恩来之不倒，说白了，是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扳倒一根又一根的柱子，就剩他了，还硬扳的话，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倒塌。建国后，毛整人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使他不能及时消化对手的力量基础。毛泽东每整肃一个对手，都会产生树倒猢狲散的效应，这些四散的猢狲（或者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为毛的文革新贵所接纳，也对毛怨恨在心，最后不约而同齐心协力，都聚集在唯一幸存的大树底下寻求庇护。周恩来被动地“招降纳叛”，最后成了各种非主流派和反对派的大本营，盘根错节，势力异常复杂，声势非常壮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有所顾忌，要小心翼翼地寻找时机和理由。如果换在建国初，毛干掉周恩来，真跟掐死一只臭虫一样！邓小平在中共元老中更不值一提，既不是实力派也不是玉女派，他的所谓“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一得益于长寿，别人都死差不多了！二是当权后有立牌坊的特权；三是右倾翻案风中的突出表现。林彪不同，他在军中本来就根深蒂固，后期又蔓延到社会上，尤其在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各方势力都吸附或想吸附在他这大树上，许多人与林彪并没有很深渊源，也不是崇拜林彪，但在文革的乱世下，总要找个保护伞，与其找江青张春桥，不如找林彪，起码林属老革命家，声名显赫，跟他不丢脸。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的，这种心理非常浓厚。许世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已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仍写联名信支持林彪，固然是厌恶张春桥，但实质是盲目相信林彪的后劲，还认为这绩优股值得长期投资！
周恩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君臣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有句名言：“只可顺守，不可逆取”。本来，顺守与逆取，只是混迹官场立身处事方法的不同，本身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古今中外，顺守逆取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成效完全视乎个人的巧妙运用。在这里，知己知彼和审时度势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之所以坚持顺守并最终成功，一基于他个人所拥有的厚黑素质，那完全是达到了一种唾面自干百毒不侵的境界！二意识到毛泽东已时日无多，许多难题毛一死都会迎刃而解。周恩来甚至不顾禁忌，擅自将毛泽东的病情转告林彪，其要转达的意思非常明显，毛泽东，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熬过这一阵，可能就是你的天下了，现在争议的东西到时候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应该说，顺守，在那种特定情况下，是上策。可惜，无论林彪还是右倾翻案风时的邓小平，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如果在刘少奇刚刚斗倒之后，林彪还无明显大错的情况下，马上硬拔林彪势力，震动应是非常大的，非伤筋断骨不可，也使刘少奇的残余势力逃脱打击。而且如果基本不动军队，林彪的巨大潜势力就难除根。林彪即使下台被软禁，只要不死，等毛泽东一有三长两短，政治上很容易东山再起。汪东兴之流，甚至就会主动靠上林彪，为其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如果想彻底清洗林彪势力，势必大动军队，其中的阻力离心和反弹自不必说，就算一切顺利，亲林彪的军队就是毛自己的嫡系部队，毛这样做无异于自废武功。九一三之后，林彪势力群龙无首，军队被大清洗，被整的都是共军的主力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有二：1，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下降了一个台阶；2，解放军对毛泽东的效忠程度呈几何级数下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惶惶不可终日就与失去对军队的信任有关，此后毛基本上只能靠象明末东厂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手段控制全国，这支力量就掌握在汪东兴的手上。在探究毛临终的权力部署时，会发现两大有趣现象：1，毛寄望于毛远新却又不把他放在北京军区以就近控制大局；2，毛不放心汪东兴却又没换掉他。这也都事出有因，毛远新没有军界背景，短期内在北京军区难有大作为；汪东兴不是不想换，而是不敢，在外部局势仍未安定，军队又不可恃，特务系统如再进行清洗，无异于将自己的空挡露给对手。而且毛泽东已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汪东兴狗急跳墙，会不会联合外部势力，也来个571工程纪要？毛失去可靠军队支持后，在权力斗争中的选择余地实际上也很有限！
林彪坚持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是当时对付毛泽东的最好方法。毛泽东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太子难当，但封建社会换太子也不是可以朝三暮四的事，时间拖的越长，毛泽东的病就越重，林彪的地位也越稳。但这样的策略要求林彪能经得起毛泽东及其同伙的侮辱和挑衅。顺守如果不喜欢，逆取也不是就不可，问题是这么大的事，需要早准备，早下决心和全力动员，才有成功的希望。有人说，反对毛主席，在那个年代没人敢参与，谁说的呀？中国哪朝哪代都不缺敢做杀头生意的人！何况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林彪的悲剧在于他既不顺守也不逆取，特别是庐山会议后，非常消极，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一无所是的最后还闹出了个自我爆炸，害惨了那些支持他同情他帮助他的人们。
如果说我对林彪还有一些同情的话，就源于此，他哪象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砂子又摔石头又挖墙角，多有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这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
林彪同彭德怀一样，都是一员虎将，战争年代多年的行伍经历可能会养成一些唯我独尊的气质。彭德怀个性张扬，显得暴列，林彪因为内向，这种气质就表现为自尊心极强。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当年你操我20多天娘，今天我????一天娘都不行？”近乎骂街，是受辱后情绪失控的一种表现。而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倔强的林彪不顾一切后果地对抗毛的批评，死不认错，也是这种丘八脾气的大发作。说到底，他们两个本质上都是丘八的料，当不了政治家的！但林彪和彭德怀还有所不同，彭是粗中有细，而林是细中有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最后，还是向毛泽东低头认错，而且还保证自己不会自杀。这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谋深算，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经常被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到，这些人在被带走之前，往往向组织和家人保证自己不会自杀，意既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害的！这大概也是高岗事件的一个后遗症。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戏剧性由此也可见一斑！（自杀本是个人行为，自己不想自杀就不会自杀，何须向别人保证？古今中外，只有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干这事，其中的诀窍就是为自己的将来保留人证。你看看，生死关头，他们的心眼还能这么精细，国民党的大佬，哪斗得过！）说到林彪，一向思维谨密，从揭出来的材料看，对毛泽东的为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对怎么与之相处，理论上也很有办法的，什么“主席画圈我画圈”，“宁可君先臣后，不可臣先君后”，一套一套的，开头也做的不错，在陶铸遭难前，林彪还提醒过，希望他退保。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知易行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时，林彪一怒之下就全乱套了。实际上当时争论的那些事情，设不设国家主席，是不是天才，P大的事，可笑的事！即使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毛泽东陷害了，又怎么样？能怎么样？政治上这种东西家常便饭，毛泽东就是搞这个起家的。你林彪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几十年跟着毛泽东，这样的事本身就没少干！文革初期对刘少奇对彭真也是这么干的！怎么会莫名惊诧呢？林彪不是不明白，实在是想不开啊！林彪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而素以冷静著称的林彪就是没办法冷静面对毛泽东已过河拆桥的现实。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失败，在政治战场上，林彪比彭德怀更不经打，下场也更惨，几乎是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林彪事件不是案，那是一段历史。”我欣赏吴金秋的这句话。从不同的角度看，林彪事件是一个案件，也是一种政治，但最终他还是历史。而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林彪的平反，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层次。
首先，对林彪家人及一大批受林案牵连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凡中国人都知道这罪名的份量，我们都是过来人。几十年来他们已深受其害，他们希望解脱，他们要求重审，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一定同情他们，但我们也没权压制他们。就林彪罪案本身来说，其核心是谋反，既林彪是否涉及谋杀毛泽东是问题的关键。在封建社会里，谋反（当然是不成功的谋反了）是最大逆不道的罪过，如坐实这个罪名，任一当权者都不敢随意为林彪翻案，而如推翻这个罪名，所谓毛泽东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也就子无虚有了。这方面定案的证据非常薄弱，如林彪确有政变阴谋，以毛泽东的特务手段，不会拿不到什么罪证的。想平反林彪，林家后人就应集中力量质疑这个问题，反驳有关证据，而不是一直纠缠在林彪出逃是否自愿的问题上。林豆豆的所作所为，恕我直言，太没见识！
第二，对党来讲，林彪事件是政治。他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今天党愿不愿意给他平反，还是政治。林彪冤不冤，党中央最清楚，毛之后的中共高层中，没什么人与林彪特别过不去，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即使是林彪刺毛了，那也是做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要不要为他平反，什么时候平反及平反到什么地步，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因为这问题涉及文革的历史，毛泽东的责任，会影响人民对党的信任！随着文革的远去，平反林彪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少，林彪在部队的人马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四野部队还在，部队对老帅的尊重还一定程度存在。在二野三野出尽风头之后，新的领导人为安抚原四野部队，争取相关军队支持，重新评价林彪的功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政治上的平反只能是个姿态，甚至可能是闹剧！林彪如果也象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重塑金身，拥入圣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生前仇敌喜气洋洋地欢聚一堂，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第三，对人民来讲，林彪案件是历史，人民需要了解其中的真相。许多中国人对林彪是有成见的，特别是对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这不奇怪，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林彪的垮台结束了文革的高潮。林彪横死后，毛泽东威望动摇，大批的老干部被解放，下放干部被召回，人们对此是大快人心的，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所受过的苦难都归咎于林秃子。要想在人民中真正平反林彪，就需要重述这段历史，讲清楚林彪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这需要更多的史实，更多的内幕。中国人民，由于长期被封锁资讯，灌输观点，存有逆反心态，实际上非常欢迎各种翻案文章的出现，他们可通过不同的说法来探求一个真实的历史。何乐而不为呢？而林彪如果地下有知，他所真正希望的，我想也应该是这种面向人民的平反。
对林彪事件，能说的大概就这么多了，可我的所想所思远不止此，也有必要写出来抛玉引砖吧。在林案及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的争论上，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缺乏探究的执着和面对的勇气，这导致复杂历史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妨碍我们的反思。把文革的罪恶错误都归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就是这么一种表现，它既是我们党的利益需要，也是某些国人的心理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是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几乎没有歇过。何谓运动？说白了，就是整人！根据党的需要，一批人冲锋陷阵刺刀见血地去整另一批人，还有一批人在争当啦啦队担架队后勤队，这里面，有党员有干部，更有大批的平民百姓，是“暂时做稳奴隶地位的人”全身心投入地整“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不同运动不同需要，不同派系不同层次的群体就交替充当不同角色。几十年来，中国人在共产党的调教下，享尽了整人和被整的滋味。挨整的痛苦和整人或看人挨整时的乐趣交相辉映，真可谓大悲大喜悲欣交集！劫波过后，还有什么？我们收获仇恨，我们伤痕累累！大家这么折腾，有什么意思？该想一想啦！除了一本血泪账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更宝贵的经验教训吗？
首先，什么是受害者？只要是中国人，现在人人都说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是受害者，林彪也是受害者！老干部走资派是受害者，工人造反派也是受害者！老师是受害者，学生也是受害者！不同的只是时间程度和方式，他们这么说都是对的，人人都有权控诉，人人都有东西声讨。但是也请别忘了，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也都参与助长了共产党的错误和罪恶，也许在历史面前，我们都是有罪之人！林彪曾是害人者，刘少奇又何尝不是？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大专院校，迫害学生压制异己，手段之残酷，完全是反右的翻版，而现在又有谁关心那段短暂的历史？而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走资派和文人，当年反右中又多是急先锋，害人者。他们被害时，是可怜无助悲惨哀怨，可他们害人时，也是睁眼说瞎话，没有过温情，也没有过犹豫，我们不能把这看成是报应，但这确是不能抵销更不能掩盖的两面！认识历史人物的两面性，刘少奇的两面性，林彪的两面性，高干及高干子弟的两面性！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
当年的的许多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早期头头，现在多已子承父业，当上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甚少回顾自己的铮嵘岁月，偶尔谈起，也都文质彬彬，他们所描述的文革历程惊人的相似：他们为理想而参加红卫兵，他们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他们从没打过人，他们一贯反对暴力，他们对敬爱的老师被打死感到震惊，他们从此反思文革并最终觉醒。
难以置信！我不敢完全轻易否定他们的回忆，我只是觉得，这情况与文革初期干部子弟曾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是不相符的。众所周知，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是从城市向农村扩散，而在城市，是从高干子弟聚集的重点学校向一般学校扩散的。早期的红卫兵组织，都掌握在高干子弟手里，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加入，不是谁都可以到社会上打砸抢的！一般的平民百姓子女，特别是在好学校念书的孩子，就是想打老师，也不见得有这个胆量呀！（当然经过文革初期打人热身后，革命小将的胆量另当别论）手眼通天胆大包天的高干子弟的角色，不是白痴都想像得出来！文革初起的时候，高干子弟是领头羊，他们是在带领群众完成文革热身的神圣使命后，被伟大的革命领袖所抛弃的。
我相信高干子弟们后来都觉醒了，他们知道的内幕多，觉醒的彻底，这是事实。但他们觉醒的真正时间点在哪里？当然不是他们老师被打死的时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共产党就是靠打人起家的，什么人没打过？什么人不敢打？作为老革命家的后代，岂会连这点通俗的革命道理都不懂？高干子弟的觉醒，应该起因于文革矛头的转向，原来真正的目标是他们的父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开始被抄家，他们开始挨斗，他们流离失所，他们不再优越，他们也落入他们曾经歧视的共和国贱民行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这时候，他们开始痛苦，他们开始震惊，他们开始反省，他们才开始否定文革！如果不是他们家也遭难，我估计，即使在他们面前再打死100个老师，到下世纪他们也不会觉醒！
高干子弟们如此的文过饰非，那文革普通的参加者呢？大同小异！想当年，许多人是怀着无比激动无限憧憬的心情参加文革的，而青春耗尽之后，整整一代人一无所有。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我们有多少的教训需要借鉴啊！这方面好的文章不多，绝大多数人反而总是在下一代面前强调甚至炫耀当年自己的纯洁和富有理想，仿佛一切的罪过都是因为太纯洁太有理想了（所以他们才特需要林彪四人帮作替罪羊）。
我不得不问一句：真是这样的吗？文革中的一些行为（象打老师毁文物，揭发批斗甚至诬陷自己亲朋好友的人类劣性大展现），违背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不是仅仅靠“纯洁善良”“青春热血”“革命理想”“激情燃烧”这些漂亮的词汇就能解释得了的！如果这也算纯洁，那还有什么叫愚昧？如果这也算激情燃烧，那变态又算什么？
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他们的前辈和晚辈相比，是很特殊的一代人，特殊的政治环境特殊的教育特殊的经历，塑造了特殊的品质。这一代人兴趣单一，关心政治，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这当然也不好说成是什么致命的缺点，但有这样众多的干柴，邪恶的星星之火确很容易燎原。
青年人总充满活力，也充满野心。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会追求新奇刺激，也希望爬上社会的相对高的层次。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吸引年轻人的娱乐活动，那这个社会迟早变态；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把有能力的年轻人都选拔到适当的位置上，那这个社会迟早动荡！现代中国人已很难理解，科举制度为什么在中国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占那么重要的地位，更难理解，古代科场弊案，为什么要处理得那么重，朝廷命官也常常问斩。其实说白了，都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有这科举制度是唯一真正平等的用人制度，无论贫富贵贱，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肯努力就有希望。也就是说，在那样不公平的社会里，起码还会有一条明确的路你可以去奋斗。人民需要这样的制度，虽然路很窄但相对公开公平公正。国家也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把不满现状而有才华的年轻人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考场作弊，动摇天下士子信心，破坏国家安定团结，人神共愤啊，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而共产党立国，与众不同，对青年人的要求，无论你要娱乐还是要上进，都得讲政治！你要娱乐吗？斗人吧！毛主席告诉我们：“与人斗，其乐无穷！”检举揭发批判批斗，检查检讨认错认罪，面对面，背靠背，从小说电影到现实生活，斗人实际上成了中国人当时最价廉物美的娱乐节目，人们的道德神经已经麻木。不斗白不斗，斗了也白斗。你要往上爬吗？政治挂帅！重出生，也重政治表现，只有在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才可能有个人的政治前途。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教导年轻人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人投机也好，好玩也好，参加文革并有种种恶劣行为，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他们的动机可以理解，但绝没什么高尚可言，某些人是寻求刺激，把折磨别人当免费娱乐，某些人是不甘久居社会低位，看准文革乱世机会，积极表现想以此爬上高位。我当然不否定会有某些理想主义个人恩怨的因素掺杂其中，但这根本不占主要地位（中国人没这么高尚）。
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确实是史无前例！特别是在传统尊师重教的中国，竟会有这么一天，教师们集体被自己的学生肆意戏弄侮辱以至打死，谁能想得通啊！我们在同情这些老师的时候，也真诚希望老师们回忆一下，当年斗他们最起劲的学生，可都是“红五类”的学生，他们也是文革前，最受学校关爱照顾的一群人，是您们重点培养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啊！有没有点讽刺的意味？他们都被培养成什么样子了？在西方社会，孩子不允许虐待一只猫一只狗，因为这代表冷血和变态。而我们的好学生，当年竞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折磨凌辱自己的老师，长辈，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这不是一般的变态，也不是个别的变态，整整一代年轻人在疯狂。这是偶然的吗？它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解放后，整个社会就在共产党的指挥下无所不用其极地虐待各种“阶级敌人”，没有几个老师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听党的话干革命，是吗？我们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的！就象潘冬子所说的：“妈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吃屎就吃屎，党叫杀人就杀人”。今天毛泽东代表党叫他们打老师，他们就打啦！一点良心道德底线都没有！他们没有教养！他们的家长他们的老师没有给他们设置这样的底线，“史无前例”的学生当然做“史无前例”的事！社会如此疯狂，学生已经如此病态，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这几个人身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红八月”中被打死的老师，大都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而阶级成分在文革前就已经被共产党特别强调，他们本来就处境不妙。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肆意凌辱，在文革前就普遍存在，只是当时这些手段用在其他角落，老师们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甚至还竭力拥护。而学校作为党的教育阵地，教师作为党的螺丝钉，从小就向学生大力灌输阶级斗争的理论，仇恨的种子早已播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中，党教育他们要仇视阶级敌人，这敌人可以包括自己的亲人，当然更可以包括自己的老师。文化大革命只是把年轻学生们的病态思想通过打老师这样的“革命行动”更极致地表现出来罢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文革不能只是骂林彪四人帮，今天的教育界人士在反思文革时，不应该只是哭诉，而要通过自己的惨痛经历，唤起人们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让校园远离政治，让孩子远离仇恨，让下一代对社会多一些包容之心博爱之心，那才是真正的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也更有现实意义。当然，我绝不反对控诉和追究文革暴行的领导人责任，但过分强调某些人的责任，反而会妨碍对整个体制和国民素质问题的探究，而且这也确实不符合历史。
例如对镇压64，镇压法＃轮功，当然应该追究邓小平江泽民的责任，但我们也得承认，在这两个事件中，体制因素多过个人因素，这个政权无法和平解决与人民的冲突，暴力镇压是它处理这类事件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现行体制也使当权者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暴力镇压！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你我当权难道就不杀吗？我们现在怀念赵紫阳，我也敬重赵先生，他是一位极有风范的大陆领导人。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赵当时是二把手，是臣，作二把手与作一把手的心态是不同的，当臣与当君的想法会不一样的，如果赵当初处在邓小平的位置上，对64的看法和做法会怎么样？他身边人对他会施加什么影响？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承认，大屠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政治家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只有从体制入手才是治本之道！而我们的国民，在共产党几十年洗脑教育强奸作爱教育下，基因已经变态，屈从暴力，迷信暴力，迷信暴力下的秩序，也在变相鼓励政府内政依靠暴力的倾向。许多人，都试图论述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有强调文化程度低的；有强调贫穷的；有强调人多地广的；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真正危害中国人享受民主生活的，可能就是这些共产党给中国人造成的变态思维。邓小平曾经说过：“足球应该从娃娃抓起”，结果已经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位总设计师不务正业呀，他真正需要说的是“民主人权应该从娃娃抓起”！
我有一个亲人，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老公安，57年因为在内部会议上对镇反肃反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意见，落进陷井，被党妈妈打成右派，从此几十年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就是这样一个人，深受暴政迫害的一个知识分子，当年同我谈起伊朗局势时，却强力主张巴列维国王应立即暴力镇压正逐渐蔓延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特别在德黑兰电影院纵火案造成百多人惨死后，他唾沫四溅手舞足蹈地叫喊：“这就是一个机会，以这个案子为借口，全国戒严，杀他一大批，一定可以把局势稳定下来！”那情景，几十年后我依然历历在目！
我无言以对，我无法理解，他是暴政的受害者，却站在独裁者立场上考虑问题，为一己之私，发动大屠杀杀鸡儆猴当然会有效果，但那是管理畜生的办法！而且当杀人成为吓阻老百姓的手段时，什么时候宽大无边，什么时候又扩大化了，这全靠统治者的自我感觉！看他需要多少人头！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没有任何节制的暴力！他蒙过冤受过难，也亲身经历过镇反肃反，他不可能不明白，那种局势下大屠杀的效果和会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他曾给我讲过，大镇反时，他们根据邻居的检举逮捕过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罪名是用收发报机同台湾联系。逮捕的时候。老师家中幼女惊恐地抱着父亲的大腿，哭喊着不让带走，这件事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位倒霉的老师很快就被处决了，而那个所谓的罪证，在上交后被证明只不过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个案例在公安局内部通报，却始终没有告诉受害者家属。也没有什么人为这件事受到处分，但他对这件事愧疚终生，他平反后还曾多次找到女儿，想把这“国家机密”告诉她，让她去要求平反，但每次面对那平静而又陌生的中年妇女时，他又不知从何讲起。
我理解他的内疚，所以我更难理解他为何还如此热衷于暴力，这是一种人格的分裂。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人格分裂，身为草民，连最基本的权力都不保，却随时准备向他人扔原子弹！也许，共产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弱肉强食，强权就是真理，存在就是合理，许多中国人就相信这个！其它的都是妇人之仁，虚的假的！人民的这种思想等于是给了统治者随心所欲发动大屠杀的特权，64时学生直指邓小平的儿子搞官倒，要换在加拿大，不管是总理还是什么老一辈政治家，碰到这种事，会觉得无脸见人，谁还敢把坦克机枪搬到街上去屠杀人民？只有中国才这样子平息民怨！还有一些草民在为他欢呼“64杀得好64杀得少”，暴政可怕，愚民的暴力万能的思想更可怕！也正因为国人相当普遍地存在这种思想，中国才更容易发生对内大屠杀，也更容易生效。反观东欧国家，同样的共产专制，对人民的专政，却明显逊色。
暴力至上的思想，马家爵是个极端的例子，他犯下血腥罪行的原因是什么？天啊！仅仅是因为同学“诬蔑”他打牌作弊，乍听之下都难以相信，这么点屁大的事都不愿意和平解决呀？这与邓小平因为学生“恶毒攻击”他儿子搞官倒而派军队上街行善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一比较才发现，，还是马悲鸣为人厚道啊，虽然也变态，却不失君子之风，始终只积德，不行善。郑义也真应该谢天谢地谢人！否则，以他的血债，安能苟活到今天？
不过说句不客气的话，马家兄弟思想还是相通的，马悲鸣特推崇法制，要人坚决守法，但他突然有一天说他坚决支持民＃运去拉杆子打游击，这游行都非法了，打游击难道能合法吗？原来说了半天，是非暴力抗法罪该万死，暴力犯法才神圣光荣。他不是崇尚法制，他是崇尚暴力，有枪就有法，强就有权奸！为什么不明说呢？马家爵对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理论，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打牌受到同伴的恶毒攻击，根据《马王爷打牌暂行条例》（马家爵自己通过的）规定，他本就应该拿起木工锤依法行善！恢复秩序，有木工锤就有法。如果只是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整天躲在网上发帖子示威，那才是架秧子起哄，罪该万死呢！如此说来，却是马悲鸣万恶，唯善马家爵！
有时真想问天下的父母和老师一声：“这样的学生是怎么教出来的？”让小孩从小学政治，盼小孩从小就战胜别人超越自己，有没有什么负面作用？马家爵的学校评语上，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诸如“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点，这又有什么用呀？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先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学会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相处，珍惜生命，重视别人的感受，加强与别人的沟通，先保证孩子不要对社会有害，再培养孩子对社会有用！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然好，但象毛泽东马家爵这样的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对人类的祸害！
中国人，无论海内海外，论起新中国的悲剧，多把视线集中在两大焦点上：反右与文革。特别是后者，连我们敬爱的党和政府也经常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文革是大民主，虽然我们实在看不出文化大革命与民主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但不妨碍某些人指鹿为马。
只是共产党的暴戾，共产党的反复无常，共产党的不守诺言，好象并不是从反右开始的奥！罗隆基等大右派冤，惨！冤得过，惨得过象莫虎父亲那样无辜在镇反中被杀的人吗？共产党祸害人民的惨烈，好象也不是集中体现在文革奥！在前几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曾经评比过全球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人为灾害，毛泽东的大跃进是独占鳌头，而所谓“史无前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还未入三甲。
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为什么中国人对文革反右特别痛心而对镇反三年大饥荒的罪过相对麻木？我曾上下而求索，最后想出来的答案却很简单：因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是走资派，是官僚阶层，反右的打击对象是知识分子，是士的阶层，他们的生命高贵或自认为高贵！按中国人的观念，这两个运动摧毁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精英阶层，严重破坏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国家的损失来讲，他们的严重程度自然压倒了其他。而大饥荒虽然饿死几千万人，大镇反虽然枉杀了几百万人，但那都是农村的贱民，社会的渣滓，他们死不足惜，不影响祖国乘风破浪的发展速度。中国人有爱国的光荣传统，评价灾难，也以国事为先，以君为天，情为君所系，元帅受难了，老革命死了，大知识分子自杀了，那是我们党和国家无法估量的损失！老干部被抄家了，浩劫啊！许多人为他们悲惨遭遇洒泪痛哭。而大批农民饿死呢？那只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百分数，农民的儿子被易子而食呢？那还抵不上我们领袖不吃红烧肉的痛苦，没人为他们难过。
要不要改变这种观念，什么时候才改变这种观念，国家主席是人，开国元勋是人，农民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谁死了对他自己和家人都是一个浩劫！3千万人的浩劫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浩劫！是毛泽东最大的罪过！知道吗？中国人民！不能等到老干部被抄家批斗，高干子弟流落街头，学生打死老师，知识分子被游街批斗时，才认为是浩劫。当毛泽东凌驾于共产党之上，共产党凌驾人民之上为所欲为时，中国早就浩劫啦！只不过原来浩劫在别人头上，现在落到你们自己！老师不该打，那资本家呢？地主婆呢？天主教神父及法＃轮功信徒呢？该不该用如此暴力的手段摧毁他们？该不该剥夺他们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权力？每一个想真正反思文革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以反对迷信的名义，警察可以肆意殴打老太太；那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殴打反动学术权威呢？
文革后，共产党曾有过一个诱人的口号，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许多知识分子深以为然，认为是对文革反右等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我且不说共产党喊这种口号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就说这口号本身，能说是对文革等运动的正确反思吗？中共的文革，反右乃至现在的反法＃轮功等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尊重不尊重知识，尊重不尊重人才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人！尊重不尊重自己国民的基本人格基本权力的问题！他就是没有知识，不是人才，他也有做人的权力！你不能这样对他！共产党这些运动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肆意践踏人权，随意侮辱人格，对国民党反对派这样，对民主党派这样，对共产党内曾经共患难过的战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甚至还更狠！何况其他？我们的伟光正现在最需要的是“尊重人权”而不是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确实应该好好想想，不要再当傻瓜了。我们不是统治者的宠物，什么“皇天派来辅佐邓小平”的啊，邓小平什么东西？公仆！你本就有权教训他。不需要虚构身份来跟“天子”平等对话！
中国人中缺乏有见识的人，有见识人中缺乏能坚守自己良心底线的人。马寅初的遭遇说明什么？是因为没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胡说！当初有谁知道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与他意见相左的专家学者大知识分子特大知识分子多的很！谁规定共产党毛泽东一定要听他的？毛泽东本人也算一个知识分子，他尊重自己的知识尊重自己这个人才难道就不行了吗？当然可以！知识分子不需要特别尊重，也不应该受特别尊重！当年的马寅初，只需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权力，争鸣的权力，不被强迫改变思想的权力。批判马寅初的运动本身就是错的！这与他理论有没有价值是不是正确已经毫无关系了。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的人口理论对了，他动用国家资源专政手段来压制迫害异己的方法也是遗害无穷的！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即使今天被历史证明完全错了，他为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不惜孤身一人单枪匹马，与不以理服人，专以势压人的国家势力周旋到底的精神，也光照千秋（有几个知识分子能象他那样，敢于“出局”？）！同样的道理，法×轮功的理论是否正确是一回事，尊重不尊重他的信徒的基本权力是另一回事。共产党始终就不愿真正反省，当年这么做，至今也依然如此！想叫谁讲话就叫谁讲话，想不让谁讲话就不让谁讲话，想让你讲什么话你就要讲什么话，想不让你讲什么话你就不能讲什么话。有一些人，对这种状况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依然热衷于紧跟着党起哄，这些人实在不应该去控诉什么文革悲剧，你们不配，因为至今还在当帮凶！
什么时候大家都清醒了，中国才有希望！
说到底，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是最悲剧的一代，他们曾经冷血，对别人冷血，对自己也冷血！他们苦，让别人受苦，自己更苦！明白这一点并勇敢地讲给下一代听，非常重要！
最后编辑： wilson 编辑于2008/03/18 20:46
但是，毫不讳言，我是赞成为林彪翻案的，不是想为他鸣什么冤，而是认为，多年来中共领导人为自己统治需要，导留群众对30年党祸的愤恨，早已过分丑化了林彪，让他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林彪，实际上已被导演成中国传统戏剧中包办一切罪恶错误的大奸臣。历史应该清楚才能有益，至今林彪的棺盖了，论并没有定！一些问题不弄清楚，对人不公平，对历史不负责，粉饰和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后人永远无法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是我的观点。
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这口号本身就令人疑惑。政治压倒历史，而且强奸民意，什么叫人心？怎么就不得人心？翻案与人心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想过这些问题没有！经历过文革后期的中国人，大都对“翻案不得人心”这一口号不陌生，那是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用的，曾喊得震天响，有什么用？最终一句笑谈而已！在毛独裁时代，人心就是毛泽东其人之心，他不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什么办法，只要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你比窦娥还冤也翻不了。而一旦小平同志上台，核心变了，“人心”也跟着变，全国人民开始大翻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真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翻就怎么翻，“铁证如山”的案子都可以翻。现在叫唤“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的人，难道不记得这些历史了吗？
其次，得不得人心，与能不能翻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混为一谈？就是汪精卫这样公认的反派人物，今天有人（如林思云网友）不同意历史的结论，写文章要为他翻案，可怕吗？好象没什么可怕的，可恨吗？一点都不可恨！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汪精卫的另一面，是好事，不同意也犯不着去反对人家的言论自由。而汪精卫汉奸的本质能不能翻，归根结底要看事实。如果他老人家确实没当过汉奸，你硬说他是汉奸就是冤案，大快人心的冤案还是冤案，还应该翻；反之，再多的人，写再好的文章，都没有用的！有些还恰得其反，台湾的“大才子”李敖就是例子，他写大幅文章，得意洋洋地为自己的汉奸父亲平反。结果呢？说老实的，我就是在看了他这些文章之后，才认定他父亲真当过汉奸。你看：是谁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华北汉奸政府任职的？是谁在日本统治时期当上太原禁烟局局长的？李大杂文家的父亲啊！有这样的基本事实自然就会有大汉奸的结论，巧言利舌是没有用的，用家丑破事骂蒋介石徒然自取其辱。所以，我也劝不同意为林彪翻案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感情什么需要，不妨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批驳，实在没有必要用口号去压制别人。即使坏人也不应该被诬陷，是吗？
林彪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共垄断历史档案资料。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随意编辑曲解林彪的言行，认为不好的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好的则略而不提或在动机上做文章。一提到抗美援朝历史，许多国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中共的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中共披露出来的史实来看，当时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韩战，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的人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中共的史书，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中国人的传统简单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了。至于林彪不接帅印，能有什么奇怪的呢？林彪在韩战前韩战后都一直在养病，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林彪于国于己，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本就不应该派他出马。当时中共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韩战爆发前倒是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这公平吗？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徐向前元帅最后也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元帅，也是称病，谁又深究过他的病呢？为什么对林彪，称病就是怯战怕死？是不是为了要证明他的怯战怕死才突出他的反战？
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共史书也着力渲染林彪的作用。林彪的角色当然没什么光彩可言。问题是，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几个人是光彩的？要真正了解庐山会议的真面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原始会议记录全部公开，而不是根据结论需要重点引用林彪的讲话。中共高层内部的所谓批评帮助民主生活会，残酷的程度，无耻的程度，有时是外界善良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否则就不会有高岗的自杀和罗瑞卿的跳楼了（这二人当非薄脸皮之人）。人们不禁要问：除了林彪，其他的人模狗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在彭德怀落难时，都揭发批判了些什么？没有比较，或者仅仅用林彪发言中用词较强烈的部分，与其他领导人发言中体贴厚道的部分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林彪是批彭的主要打手了。这不公平！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并不严厉，更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东西！他是半途上山的，此时彭的命运已经定了，林只是帮助毛使这个会议更体面地下台阶而已，林彪不是阴谋者，也没害过彭德怀，彭自己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彭后来的罪名中，比较严重的是路线斗争反党集团里通外国里应外合这几条，这些不是毛就是刘给他整的，林彪的锤从没有定过这个音（也没这资格），为什么要把罪名都安在林的身上？林彪说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想当大英雄”，攻击的是个人品质，不是要害的东西，就象彭德怀自己说的“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样，属于思想改造不彻底，革命动机不纯的问题。批判上可以从严，处理上是上不了纲的。况且毛泽东本人也早讲过类似的话。林彪把自己和彭德怀比成丘八，不是治国的料，虽然难听，却也是善意的规劝。庐山会议后，彭林并未结怨，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元帅中彭排第二位，林第三位，以这样的资历，加上与毛的历史渊源，不请他当部长才是非常奇怪的事。如果说林彪批彭有不义之嫌则所有人都这样做了，如果说林彪批彭是抢位子则难以服众。我不明白的是，往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周恩来做了，那就是出于对领袖的忠心，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而林彪做了，就一定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是不是有点历史唯心主义？
参与文化大革命，搅入混水，是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这场祸及苍生动摇国本的血腥权斗中，林彪和周恩来都是毛泽东整倒刘少奇帮派的最重要帮凶。
但这里，有几点应该加以分辨：
1，文化大革命，源于毛刘的最高权力斗争，独裁专制体制下国无二主，“二日并行”的结果几乎必然就是“火星撞地球”。有没有林彪中国人民都得受这个难！毛刘冲突的起因和整个发展过程与林无关，林彪只是在中央激烈斗争爆发后，才选边跟着毛泽东上了文革的贼船。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这一点他与周恩来处境相似，作用也相似。如果对两者的评价天差地别的话，那就是中共的宣传技俩了。
2，毛泽东与林彪，是战争年代长期共患难的直接上下级，亲密关系自有其真实的一面！否认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从井冈山时代起，林彪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部属，林所率领的武装，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无论历史上毛泽东怎么顺逆起落，林敢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却从未背叛陷害过毛泽东，也没有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向毛泽东要过什么价。而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从未亏待过林彪，这种长期的上下明显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央最高层中无人能比，不是“投机”“欺骗”所能解释的了的。林在文革权力斗争中跟毛走，同他过往的历史轨迹相一致，我认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林彪不能说是被动被迫被骗参加文革，但也绝不是所谓的想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党夺权，林彪一开始很可能只是想帮助老上级毛泽东打倒政敌，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关键是毛在祸国秧民。把毛林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毛泽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彪没有怂恿毛泽东去整什么人，也没资格为帮毛泽东打倒什么人而向毛泽东要什么价。所谓“为了打鬼，借道钟馗”的说法不可信！毛总是这样欺世盗名的。就如林彪与贺龙如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黄永胜几乎肯定会帮林彪的一样，战争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有坚实的感情和利益基础，使军人自然而然保自己的山头，这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利益交换，林彪之于毛泽东，也不例外。毛动员林出力，不用费什么劲，倒是如果是刘少奇林彪联手的话，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3，由于文革前刘少奇帮派已大致操控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想要夺回全党控制权，就得考虑非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军队作为毛倚重的基本力量，不可能不介入斗争。即使林本人能坚决回避，他的部下（特别是四野部队）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毛泽东，在文革中显示力量。也正因为毛泽东需要武装部队在非常时期起非常作用，这时候的毛是希望林彪在军中畅通无阻的。有毛林关系这种大气候，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罗的越权和跋扈不是一天两天，对他不满的人也多的很，但没文革就不会有事，林罗矛盾互相牵制有利于党管军队。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倚重林彪的情况下（林在军队的号召力更大，也更可靠），林罗矛盾会不会被刘少奇所利用？谁敢保证！拿掉罗瑞卿是毛泽东必须下的一个政治决心。林彪敢向毛托出罗瑞卿的问题，也是为毛着想，怕到时候动用军队不便。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绝不是什么要胁交换，谁敢要胁毛泽东呀？林是毛几十年的部下，不可能不懂毛的为人！要胁他能有什么好下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奏。真正能迫害罗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毛泽东！其他的，包括林彪叶剑英及雷英夫等人，都只是帮凶。罗瑞卿的女儿，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一头扎进林罗恩怨里出不来！也是典型的不懂政治。罗瑞卿对毛泽东忠不忠？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强调，这个东西会变的！（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因时而变，因利而变。关键问题是罗瑞卿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又不甘寂寞，毛如果用不了你，就得杀你！
4，林彪在文革中，真正势力范围只限于军中，实际上未进入社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项具体措施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来推行，全国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的就江青那一批人，林彪的作用是以实力作毛泽东后盾。后期的部队支左和军管，也冲击社会，但客观上有稳定局势的作用。林彪同周恩来，对文革权力斗争中造成的大批高干冤案，有较大的责任，中共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管胜负，不管对错，整人整到底，林彪这方面应该是尽力的；但对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因为权力斗争采取群众运动，这方式是毛泽东的缺德专利（毛泽东整人，采用全民参与的运动方式，虽然人民实际上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这种参与容易给历史造成错觉，你如只看文革纪录片，那些大场面就很容易让你相信：打倒刘少奇，确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毛泽东的胜利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林周即使不同意也只能跟着哄，而且具体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凌驾一切，林周责任应该较小。林彪周恩来对文革，也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权力斗争来看待，而刘少奇被斗倒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毛泽东该收拾残局，结束动乱让人民休养生息了，对毛泽东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王友琴老师认为，林彪是文革时期第二号领导人物，当然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起第二大的罪责。她的感情我能理解，但这道理不通，要按这个逻辑，周恩来就要对文革负第三大罪责（我想王也确有这意思），而江青因为排名靠后，反而少罪责。那刘少奇是大跃进时的第二把手，他应该为饿死3千万人负上第二大的罪责！乔石64时期是政治局常委的老二，他对64大屠杀也要负上第二大罪责。这样的逻辑当然不对！要知道，中共政权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内部权力崎形运作，党内早已不存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机制，毛泽东时代更是独裁专制，第一与第二之间实际上是君臣关系，臣的职责权完全由君王随心所欲支配。如果要追究文革中严重动乱和打砸抢犯罪行为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如果再细一点分，那文革初期“红八月”等红卫兵暴行，是仍当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掌握运动主动权，放任高干子弟干的，他们应该跟毛泽东江青一伙平分罪责，甚至还更多！
5，从文革兴起到高潮阶段，军队始终在林彪管理之下，属毛泽东信得过并随时准备充当打手的一只力量，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却不敢军队也乱。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激烈动荡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造反派的野火始终没有全面烧进解放军，军中也始终没有象社会各地一样，形成造反派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也有清洗和力量重组，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都是那些老山头派系，而他们与新生的文革势力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江青张春桥在军中没有可借重的代理人，即使林彪倒了，四人帮也无法找到现成人马来填补军队中的真空，这是个致命的弱点。这个罩门产生于林彪时期，当然，他的灾难性后果是体现在毛泽东之后！林彪与周恩来不同的是，比较有效地拒绝了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乱搞。就凭这一点，邓小平等享尽后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林彪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
6，林彪的出逃，惊天动地，是文革从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不管自愿不自愿，也不论成功失败，林彪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面临迫害，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不同，他用行动公开宣布与毛泽东决裂。他背叛了毛泽东，也报复了毛泽东，毛遭此突变进退失据，短时间内不得不大量起用老干部来稳定局势，埋下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九一三也使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毛林关系顿成全中国人民的大笑柄，大家明里批判的是林彪，暗地里腹非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一点，老毛再糊涂，心里也是有数的，毛泽东再也无法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了！应该说，林彪此举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出走很可能真是林彪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这个耐性与毛泽东周旋，他也不想象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毛泽东整死在黑房子里，他是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脾气，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林彪不愿苟且，不愿任人摆布，他也不会作贱自己，那就鱼死网破吧！他的选择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给家人和帮派亲信带来灾难，但他破了毛泽东的局，打乱其整人步伐，毛林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林彪的结局虽然显得身败名裂，但历史最终会认识他的一些闪光点！对林彪的下场，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感慨，但我觉得他死得其所，以林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性情，与其象刘少奇一样被人捆在病床上受辱而死，不如葬身大漠来的干脆利落，至于骨灰盒有没有被供在八宝山上，真正的历史人物，谁在乎这个？“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这话没有水平啊，是人都是要死的，从这个角度看，小平不死，不也是天理难容吗？荣华富贵是一时的，历史的评价才永恒长久！
谈到林彪的垮台，从云之颠到泥之底，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有些人认为林彪的结局是必然的，他介入文革就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这未免太想当然了。从毛泽东的愿望，当然是“狡兔尽，????烹”，但林彪在文革的乱局中绝对不是只死路一条。
可参照的例子就是周恩来，毛后来至死都惦记着周，但给贼惦记的周居然至死也没倒，这其中的奥秘几乎成了中共的一个谜。还有邓小平，两次被毛打倒，两次又爬起来，最后还活泼乱跳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大统，创造中共政坛的又一个神话。平心而论，这两人的实力地位，当时还远不如林彪，他们的成功反衬了林彪的失策。有文章说，周恩来不倒的秘密在于他党政军势力根深蒂固，这大错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历史上周从没有过自己的势力，始终没有，更谈不上可以跟他赴汤蹈火的亲信死党了。周恩来之不倒，说白了，是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扳倒一根又一根的柱子，就剩他了，还硬扳的话，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倒塌。建国后，毛整人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使他不能及时消化对手的力量基础。毛泽东每整肃一个对手，都会产生树倒猢狲散的效应，这些四散的猢狲（或者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为毛的文革新贵所接纳，也对毛怨恨在心，最后不约而同齐心协力，都聚集在唯一幸存的大树底下寻求庇护。周恩来被动地“招降纳叛”，最后成了各种非主流派和反对派的大本营，盘根错节，势力异常复杂，声势非常壮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有所顾忌，要小心翼翼地寻找时机和理由。如果换在建国初，毛干掉周恩来，真跟掐死一只臭虫一样！邓小平在中共元老中更不值一提，既不是实力派也不是玉女派，他的所谓“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一得益于长寿，别人都死差不多了！二是当权后有立牌坊的特权；三是右倾翻案风中的突出表现。林彪不同，他在军中本来就根深蒂固，后期又蔓延到社会上，尤其在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各方势力都吸附或想吸附在他这大树上，许多人与林彪并没有很深渊源，也不是崇拜林彪，但在文革的乱世下，总要找个保护伞，与其找江青张春桥，不如找林彪，起码林属老革命家，声名显赫，跟他不丢脸。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的，这种心理非常浓厚。许世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已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仍写联名信支持林彪，固然是厌恶张春桥，但实质是盲目相信林彪的后劲，还认为这绩优股值得长期投资！
周恩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君臣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有句名言：“只可顺守，不可逆取”。本来，顺守与逆取，只是混迹官场立身处事方法的不同，本身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古今中外，顺守逆取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成效完全视乎个人的巧妙运用。在这里，知己知彼和审时度势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之所以坚持顺守并最终成功，一基于他个人所拥有的厚黑素质，那完全是达到了一种唾面自干百毒不侵的境界！二意识到毛泽东已时日无多，许多难题毛一死都会迎刃而解。周恩来甚至不顾禁忌，擅自将毛泽东的病情转告林彪，其要转达的意思非常明显，毛泽东，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熬过这一阵，可能就是你的天下了，现在争议的东西到时候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应该说，顺守，在那种特定情况下，是上策。可惜，无论林彪还是右倾翻案风时的邓小平，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如果在刘少奇刚刚斗倒之后，林彪还无明显大错的情况下，马上硬拔林彪势力，震动应是非常大的，非伤筋断骨不可，也使刘少奇的残余势力逃脱打击。而且如果基本不动军队，林彪的巨大潜势力就难除根。林彪即使下台被软禁，只要不死，等毛泽东一有三长两短，政治上很容易东山再起。汪东兴之流，甚至就会主动靠上林彪，为其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如果想彻底清洗林彪势力，势必大动军队，其中的阻力离心和反弹自不必说，就算一切顺利，亲林彪的军队就是毛自己的嫡系部队，毛这样做无异于自废武功。九一三之后，林彪势力群龙无首，军队被大清洗，被整的都是共军的主力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有二：1，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下降了一个台阶；2，解放军对毛泽东的效忠程度呈几何级数下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惶惶不可终日就与失去对军队的信任有关，此后毛基本上只能靠象明末东厂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手段控制全国，这支力量就掌握在汪东兴的手上。在探究毛临终的权力部署时，会发现两大有趣现象：1，毛寄望于毛远新却又不把他放在北京军区以就近控制大局；2，毛不放心汪东兴却又没换掉他。这也都事出有因，毛远新没有军界背景，短期内在北京军区难有大作为；汪东兴不是不想换，而是不敢，在外部局势仍未安定，军队又不可恃，特务系统如再进行清洗，无异于将自己的空挡露给对手。而且毛泽东已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汪东兴狗急跳墙，会不会联合外部势力，也来个571工程纪要？毛失去可靠军队支持后，在权力斗争中的选择余地实际上也很有限！
林彪坚持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是当时对付毛泽东的最好方法。毛泽东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太子难当，但封建社会换太子也不是可以朝三暮四的事，时间拖的越长，毛泽东的病就越重，林彪的地位也越稳。但这样的策略要求林彪能经得起毛泽东及其同伙的侮辱和挑衅。顺守如果不喜欢，逆取也不是就不可，问题是这么大的事，需要早准备，早下决心和全力动员，才有成功的希望。有人说，反对毛主席，在那个年代没人敢参与，谁说的呀？中国哪朝哪代都不缺敢做杀头生意的人！何况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林彪的悲剧在于他既不顺守也不逆取，特别是庐山会议后，非常消极，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一无所是的最后还闹出了个自我爆炸，害惨了那些支持他同情他帮助他的人们。
如果说我对林彪还有一些同情的话，就源于此，他哪象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砂子又摔石头又挖墙角，多有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这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
林彪同彭德怀一样，都是一员虎将，战争年代多年的行伍经历可能会养成一些唯我独尊的气质。彭德怀个性张扬，显得暴列，林彪因为内向，这种气质就表现为自尊心极强。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当年你操我20多天娘，今天我????一天娘都不行？”近乎骂街，是受辱后情绪失控的一种表现。而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倔强的林彪不顾一切后果地对抗毛的批评，死不认错，也是这种丘八脾气的大发作。说到底，他们两个本质上都是丘八的料，当不了政治家的！但林彪和彭德怀还有所不同，彭是粗中有细，而林是细中有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最后，还是向毛泽东低头认错，而且还保证自己不会自杀。这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谋深算，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经常被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到，这些人在被带走之前，往往向组织和家人保证自己不会自杀，意既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害的！这大概也是高岗事件的一个后遗症。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戏剧性由此也可见一斑！（自杀本是个人行为，自己不想自杀就不会自杀，何须向别人保证？古今中外，只有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干这事，其中的诀窍就是为自己的将来保留人证。你看看，生死关头，他们的心眼还能这么精细，国民党的大佬，哪斗得过！）说到林彪，一向思维谨密，从揭出来的材料看，对毛泽东的为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对怎么与之相处，理论上也很有办法的，什么“主席画圈我画圈”，“宁可君先臣后，不可臣先君后”，一套一套的，开头也做的不错，在陶铸遭难前，林彪还提醒过，希望他退保。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知易行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时，林彪一怒之下就全乱套了。实际上当时争论的那些事情，设不设国家主席，是不是天才，P大的事，可笑的事！即使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毛泽东陷害了，又怎么样？能怎么样？政治上这种东西家常便饭，毛泽东就是搞这个起家的。你林彪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几十年跟着毛泽东，这样的事本身就没少干！文革初期对刘少奇对彭真也是这么干的！怎么会莫名惊诧呢？林彪不是不明白，实在是想不开啊！林彪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而素以冷静著称的林彪就是没办法冷静面对毛泽东已过河拆桥的现实。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失败，在政治战场上，林彪比彭德怀更不经打，下场也更惨，几乎是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林彪事件不是案，那是一段历史。”我欣赏吴金秋的这句话。从不同的角度看，林彪事件是一个案件，也是一种政治，但最终他还是历史。而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林彪的平反，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层次。
首先，对林彪家人及一大批受林案牵连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凡中国人都知道这罪名的份量，我们都是过来人。几十年来他们已深受其害，他们希望解脱，他们要求重审，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一定同情他们，但我们也没权压制他们。就林彪罪案本身来说，其核心是谋反，既林彪是否涉及谋杀毛泽东是问题的关键。在封建社会里，谋反（当然是不成功的谋反了）是最大逆不道的罪过，如坐实这个罪名，任一当权者都不敢随意为林彪翻案，而如推翻这个罪名，所谓毛泽东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也就子无虚有了。这方面定案的证据非常薄弱，如林彪确有政变阴谋，以毛泽东的特务手段，不会拿不到什么罪证的。想平反林彪，林家后人就应集中力量质疑这个问题，反驳有关证据，而不是一直纠缠在林彪出逃是否自愿的问题上。林豆豆的所作所为，恕我直言，太没见识！
第二，对党来讲，林彪事件是政治。他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今天党愿不愿意给他平反，还是政治。林彪冤不冤，党中央最清楚，毛之后的中共高层中，没什么人与林彪特别过不去，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即使是林彪刺毛了，那也是做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要不要为他平反，什么时候平反及平反到什么地步，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因为这问题涉及文革的历史，毛泽东的责任，会影响人民对党的信任！随着文革的远去，平反林彪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少，林彪在部队的人马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四野部队还在，部队对老帅的尊重还一定程度存在。在二野三野出尽风头之后，新的领导人为安抚原四野部队，争取相关军队支持，重新评价林彪的功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政治上的平反只能是个姿态，甚至可能是闹剧！林彪如果也象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重塑金身，拥入圣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生前仇敌喜气洋洋地欢聚一堂，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第三，对人民来讲，林彪案件是历史，人民需要了解其中的真相。许多中国人对林彪是有成见的，特别是对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这不奇怪，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林彪的垮台结束了文革的高潮。林彪横死后，毛泽东威望动摇，大批的老干部被解放，下放干部被召回，人们对此是大快人心的，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所受过的苦难都归咎于林秃子。要想在人民中真正平反林彪，就需要重述这段历史，讲清楚林彪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这需要更多的史实，更多的内幕。中国人民，由于长期被封锁资讯，灌输观点，存有逆反心态，实际上非常欢迎各种翻案文章的出现，他们可通过不同的说法来探求一个真实的历史。何乐而不为呢？而林彪如果地下有知，他所真正希望的，我想也应该是这种面向人民的平反。
对林彪事件，能说的大概就这么多了，可我的所想所思远不止此，也有必要写出来抛玉引砖吧。在林案及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的争论上，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缺乏探究的执着和面对的勇气，这导致复杂历史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妨碍我们的反思。把文革的罪恶错误都归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就是这么一种表现，它既是我们党的利益需要，也是某些国人的心理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是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几乎没有歇过。何谓运动？说白了，就是整人！根据党的需要，一批人冲锋陷阵刺刀见血地去整另一批人，还有一批人在争当啦啦队担架队后勤队，这里面，有党员有干部，更有大批的平民百姓，是“暂时做稳奴隶地位的人”全身心投入地整“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不同运动不同需要，不同派系不同层次的群体就交替充当不同角色。几十年来，中国人在共产党的调教下，享尽了整人和被整的滋味。挨整的痛苦和整人或看人挨整时的乐趣交相辉映，真可谓大悲大喜悲欣交集！劫波过后，还有什么？我们收获仇恨，我们伤痕累累！大家这么折腾，有什么意思？该想一想啦！除了一本血泪账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更宝贵的经验教训吗？
首先，什么是受害者？只要是中国人，现在人人都说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是受害者，林彪也是受害者！老干部走资派是受害者，工人造反派也是受害者！老师是受害者，学生也是受害者！不同的只是时间程度和方式，他们这么说都是对的，人人都有权控诉，人人都有东西声讨。但是也请别忘了，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也都参与助长了共产党的错误和罪恶，也许在历史面前，我们都是有罪之人！林彪曾是害人者，刘少奇又何尝不是？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大专院校，迫害学生压制异己，手段之残酷，完全是反右的翻版，而现在又有谁关心那段短暂的历史？而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走资派和文人，当年反右中又多是急先锋，害人者。他们被害时，是可怜无助悲惨哀怨，可他们害人时，也是睁眼说瞎话，没有过温情，也没有过犹豫，我们不能把这看成是报应，但这确是不能抵销更不能掩盖的两面！认识历史人物的两面性，刘少奇的两面性，林彪的两面性，高干及高干子弟的两面性！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
当年的的许多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早期头头，现在多已子承父业，当上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甚少回顾自己的铮嵘岁月，偶尔谈起，也都文质彬彬，他们所描述的文革历程惊人的相似：他们为理想而参加红卫兵，他们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他们从没打过人，他们一贯反对暴力，他们对敬爱的老师被打死感到震惊，他们从此反思文革并最终觉醒。
难以置信！我不敢完全轻易否定他们的回忆，我只是觉得，这情况与文革初期干部子弟曾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是不相符的。众所周知，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是从城市向农村扩散，而在城市，是从高干子弟聚集的重点学校向一般学校扩散的。早期的红卫兵组织，都掌握在高干子弟手里，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加入，不是谁都可以到社会上打砸抢的！一般的平民百姓子女，特别是在好学校念书的孩子，就是想打老师，也不见得有这个胆量呀！（当然经过文革初期打人热身后，革命小将的胆量另当别论）手眼通天胆大包天的高干子弟的角色，不是白痴都想像得出来！文革初起的时候，高干子弟是领头羊，他们是在带领群众完成文革热身的神圣使命后，被伟大的革命领袖所抛弃的。
我相信高干子弟们后来都觉醒了，他们知道的内幕多，觉醒的彻底，这是事实。但他们觉醒的真正时间点在哪里？当然不是他们老师被打死的时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共产党就是靠打人起家的，什么人没打过？什么人不敢打？作为老革命家的后代，岂会连这点通俗的革命道理都不懂？高干子弟的觉醒，应该起因于文革矛头的转向，原来真正的目标是他们的父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开始被抄家，他们开始挨斗，他们流离失所，他们不再优越，他们也落入他们曾经歧视的共和国贱民行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这时候，他们开始痛苦，他们开始震惊，他们开始反省，他们才开始否定文革！如果不是他们家也遭难，我估计，即使在他们面前再打死100个老师，到下世纪他们也不会觉醒！
高干子弟们如此的文过饰非，那文革普通的参加者呢？大同小异！想当年，许多人是怀着无比激动无限憧憬的心情参加文革的，而青春耗尽之后，整整一代人一无所有。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我们有多少的教训需要借鉴啊！这方面好的文章不多，绝大多数人反而总是在下一代面前强调甚至炫耀当年自己的纯洁和富有理想，仿佛一切的罪过都是因为太纯洁太有理想了（所以他们才特需要林彪四人帮作替罪羊）。
我不得不问一句：真是这样的吗？文革中的一些行为（象打老师毁文物，揭发批斗甚至诬陷自己亲朋好友的人类劣性大展现），违背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不是仅仅靠“纯洁善良”“青春热血”“革命理想”“激情燃烧”这些漂亮的词汇就能解释得了的！如果这也算纯洁，那还有什么叫愚昧？如果这也算激情燃烧，那变态又算什么？
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他们的前辈和晚辈相比，是很特殊的一代人，特殊的政治环境特殊的教育特殊的经历，塑造了特殊的品质。这一代人兴趣单一，关心政治，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这当然也不好说成是什么致命的缺点，但有这样众多的干柴，邪恶的星星之火确很容易燎原。
青年人总充满活力，也充满野心。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会追求新奇刺激，也希望爬上社会的相对高的层次。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吸引年轻人的娱乐活动，那这个社会迟早变态；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把有能力的年轻人都选拔到适当的位置上，那这个社会迟早动荡！现代中国人已很难理解，科举制度为什么在中国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占那么重要的地位，更难理解，古代科场弊案，为什么要处理得那么重，朝廷命官也常常问斩。其实说白了，都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有这科举制度是唯一真正平等的用人制度，无论贫富贵贱，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肯努力就有希望。也就是说，在那样不公平的社会里，起码还会有一条明确的路你可以去奋斗。人民需要这样的制度，虽然路很窄但相对公开公平公正。国家也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把不满现状而有才华的年轻人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考场作弊，动摇天下士子信心，破坏国家安定团结，人神共愤啊，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而共产党立国，与众不同，对青年人的要求，无论你要娱乐还是要上进，都得讲政治！你要娱乐吗？斗人吧！毛主席告诉我们：“与人斗，其乐无穷！”检举揭发批判批斗，检查检讨认错认罪，面对面，背靠背，从小说电影到现实生活，斗人实际上成了中国人当时最价廉物美的娱乐节目，人们的道德神经已经麻木。不斗白不斗，斗了也白斗。你要往上爬吗？政治挂帅！重出生，也重政治表现，只有在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才可能有个人的政治前途。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教导年轻人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人投机也好，好玩也好，参加文革并有种种恶劣行为，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他们的动机可以理解，但绝没什么高尚可言，某些人是寻求刺激，把折磨别人当免费娱乐，某些人是不甘久居社会低位，看准文革乱世机会，积极表现想以此爬上高位。我当然不否定会有某些理想主义个人恩怨的因素掺杂其中，但这根本不占主要地位（中国人没这么高尚）。
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确实是史无前例！特别是在传统尊师重教的中国，竟会有这么一天，教师们集体被自己的学生肆意戏弄侮辱以至打死，谁能想得通啊！我们在同情这些老师的时候，也真诚希望老师们回忆一下，当年斗他们最起劲的学生，可都是“红五类”的学生，他们也是文革前，最受学校关爱照顾的一群人，是您们重点培养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啊！有没有点讽刺的意味？他们都被培养成什么样子了？在西方社会，孩子不允许虐待一只猫一只狗，因为这代表冷血和变态。而我们的好学生，当年竞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折磨凌辱自己的老师，长辈，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这不是一般的变态，也不是个别的变态，整整一代年轻人在疯狂。这是偶然的吗？它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解放后，整个社会就在共产党的指挥下无所不用其极地虐待各种“阶级敌人”，没有几个老师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听党的话干革命，是吗？我们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的！就象潘冬子所说的：“妈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吃屎就吃屎，党叫杀人就杀人”。今天毛泽东代表党叫他们打老师，他们就打啦！一点良心道德底线都没有！他们没有教养！他们的家长他们的老师没有给他们设置这样的底线，“史无前例”的学生当然做“史无前例”的事！社会如此疯狂，学生已经如此病态，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这几个人身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红八月”中被打死的老师，大都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而阶级成分在文革前就已经被共产党特别强调，他们本来就处境不妙。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肆意凌辱，在文革前就普遍存在，只是当时这些手段用在其他角落，老师们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甚至还竭力拥护。而学校作为党的教育阵地，教师作为党的螺丝钉，从小就向学生大力灌输阶级斗争的理论，仇恨的种子早已播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中，党教育他们要仇视阶级敌人，这敌人可以包括自己的亲人，当然更可以包括自己的老师。文化大革命只是把年轻学生们的病态思想通过打老师这样的“革命行动”更极致地表现出来罢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文革不能只是骂林彪四人帮，今天的教育界人士在反思文革时，不应该只是哭诉，而要通过自己的惨痛经历，唤起人们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让校园远离政治，让孩子远离仇恨，让下一代对社会多一些包容之心博爱之心，那才是真正的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也更有现实意义。当然，我绝不反对控诉和追究文革暴行的领导人责任，但过分强调某些人的责任，反而会妨碍对整个体制和国民素质问题的探究，而且这也确实不符合历史。
例如对镇压64，镇压法＃轮功，当然应该追究邓小平江泽民的责任，但我们也得承认，在这两个事件中，体制因素多过个人因素，这个政权无法和平解决与人民的冲突，暴力镇压是它处理这类事件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现行体制也使当权者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暴力镇压！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你我当权难道就不杀吗？我们现在怀念赵紫阳，我也敬重赵先生，他是一位极有风范的大陆领导人。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赵当时是二把手，是臣，作二把手与作一把手的心态是不同的，当臣与当君的想法会不一样的，如果赵当初处在邓小平的位置上，对64的看法和做法会怎么样？他身边人对他会施加什么影响？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承认，大屠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政治家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只有从体制入手才是治本之道！而我们的国民，在共产党几十年洗脑教育强奸作爱教育下，基因已经变态，屈从暴力，迷信暴力，迷信暴力下的秩序，也在变相鼓励政府内政依靠暴力的倾向。许多人，都试图论述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有强调文化程度低的；有强调贫穷的；有强调人多地广的；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真正危害中国人享受民主生活的，可能就是这些共产党给中国人造成的变态思维。邓小平曾经说过：“足球应该从娃娃抓起”，结果已经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位总设计师不务正业呀，他真正需要说的是“民主人权应该从娃娃抓起”！
我有一个亲人，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老公安，57年因为在内部会议上对镇反肃反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意见，落进陷井，被党妈妈打成右派，从此几十年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就是这样一个人，深受暴政迫害的一个知识分子，当年同我谈起伊朗局势时，却强力主张巴列维国王应立即暴力镇压正逐渐蔓延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特别在德黑兰电影院纵火案造成百多人惨死后，他唾沫四溅手舞足蹈地叫喊：“这就是一个机会，以这个案子为借口，全国戒严，杀他一大批，一定可以把局势稳定下来！”那情景，几十年后我依然历历在目！
我无言以对，我无法理解，他是暴政的受害者，却站在独裁者立场上考虑问题，为一己之私，发动大屠杀杀鸡儆猴当然会有效果，但那是管理畜生的办法！而且当杀人成为吓阻老百姓的手段时，什么时候宽大无边，什么时候又扩大化了，这全靠统治者的自我感觉！看他需要多少人头！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没有任何节制的暴力！他蒙过冤受过难，也亲身经历过镇反肃反，他不可能不明白，那种局势下大屠杀的效果和会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他曾给我讲过，大镇反时，他们根据邻居的检举逮捕过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罪名是用收发报机同台湾联系。逮捕的时候。老师家中幼女惊恐地抱着父亲的大腿，哭喊着不让带走，这件事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位倒霉的老师很快就被处决了，而那个所谓的罪证，在上交后被证明只不过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个案例在公安局内部通报，却始终没有告诉受害者家属。也没有什么人为这件事受到处分，但他对这件事愧疚终生，他平反后还曾多次找到女儿，想把这“国家机密”告诉她，让她去要求平反，但每次面对那平静而又陌生的中年妇女时，他又不知从何讲起。
我理解他的内疚，所以我更难理解他为何还如此热衷于暴力，这是一种人格的分裂。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人格分裂，身为草民，连最基本的权力都不保，却随时准备向他人扔原子弹！也许，共产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弱肉强食，强权就是真理，存在就是合理，许多中国人就相信这个！其它的都是妇人之仁，虚的假的！人民的这种思想等于是给了统治者随心所欲发动大屠杀的特权，64时学生直指邓小平的儿子搞官倒，要换在加拿大，不管是总理还是什么老一辈政治家，碰到这种事，会觉得无脸见人，谁还敢把坦克机枪搬到街上去屠杀人民？只有中国才这样子平息民怨！还有一些草民在为他欢呼“64杀得好64杀得少”，暴政可怕，愚民的暴力万能的思想更可怕！也正因为国人相当普遍地存在这种思想，中国才更容易发生对内大屠杀，也更容易生效。反观东欧国家，同样的共产专制，对人民的专政，却明显逊色。
暴力至上的思想，马家爵是个极端的例子，他犯下血腥罪行的原因是什么？天啊！仅仅是因为同学“诬蔑”他打牌作弊，乍听之下都难以相信，这么点屁大的事都不愿意和平解决呀？这与邓小平因为学生“恶毒攻击”他儿子搞官倒而派军队上街行善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一比较才发现，，还是马悲鸣为人厚道啊，虽然也变态，却不失君子之风，始终只积德，不行善。郑义也真应该谢天谢地谢人！否则，以他的血债，安能苟活到今天？
不过说句不客气的话，马家兄弟思想还是相通的，马悲鸣特推崇法制，要人坚决守法，但他突然有一天说他坚决支持民＃运去拉杆子打游击，这游行都非法了，打游击难道能合法吗？原来说了半天，是非暴力抗法罪该万死，暴力犯法才神圣光荣。他不是崇尚法制，他是崇尚暴力，有枪就有法，强就有权奸！为什么不明说呢？马家爵对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理论，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打牌受到同伴的恶毒攻击，根据《马王爷打牌暂行条例》（马家爵自己通过的）规定，他本就应该拿起木工锤依法行善！恢复秩序，有木工锤就有法。如果只是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整天躲在网上发帖子示威，那才是架秧子起哄，罪该万死呢！如此说来，却是马悲鸣万恶，唯善马家爵！
有时真想问天下的父母和老师一声：“这样的学生是怎么教出来的？”让小孩从小学政治，盼小孩从小就战胜别人超越自己，有没有什么负面作用？马家爵的学校评语上，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诸如“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点，这又有什么用呀？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先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学会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相处，珍惜生命，重视别人的感受，加强与别人的沟通，先保证孩子不要对社会有害，再培养孩子对社会有用！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然好，但象毛泽东马家爵这样的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对人类的祸害！
中国人，无论海内海外，论起新中国的悲剧，多把视线集中在两大焦点上：反右与文革。特别是后者，连我们敬爱的党和政府也经常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文革是大民主，虽然我们实在看不出文化大革命与民主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但不妨碍某些人指鹿为马。
只是共产党的暴戾，共产党的反复无常，共产党的不守诺言，好象并不是从反右开始的奥！罗隆基等大右派冤，惨！冤得过，惨得过象莫虎父亲那样无辜在镇反中被杀的人吗？共产党祸害人民的惨烈，好象也不是集中体现在文革奥！在前几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曾经评比过全球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人为灾害，毛泽东的大跃进是独占鳌头，而所谓“史无前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还未入三甲。
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为什么中国人对文革反右特别痛心而对镇反三年大饥荒的罪过相对麻木？我曾上下而求索，最后想出来的答案却很简单：因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是走资派，是官僚阶层，反右的打击对象是知识分子，是士的阶层，他们的生命高贵或自认为高贵！按中国人的观念，这两个运动摧毁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精英阶层，严重破坏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国家的损失来讲，他们的严重程度自然压倒了其他。而大饥荒虽然饿死几千万人，大镇反虽然枉杀了几百万人，但那都是农村的贱民，社会的渣滓，他们死不足惜，不影响祖国乘风破浪的发展速度。中国人有爱国的光荣传统，评价灾难，也以国事为先，以君为天，情为君所系，元帅受难了，老革命死了，大知识分子自杀了，那是我们党和国家无法估量的损失！老干部被抄家了，浩劫啊！许多人为他们悲惨遭遇洒泪痛哭。而大批农民饿死呢？那只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百分数，农民的儿子被易子而食呢？那还抵不上我们领袖不吃红烧肉的痛苦，没人为他们难过。
要不要改变这种观念，什么时候才改变这种观念，国家主席是人，开国元勋是人，农民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谁死了对他自己和家人都是一个浩劫！3千万人的浩劫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浩劫！是毛泽东最大的罪过！知道吗？中国人民！不能等到老干部被抄家批斗，高干子弟流落街头，学生打死老师，知识分子被游街批斗时，才认为是浩劫。当毛泽东凌驾于共产党之上，共产党凌驾人民之上为所欲为时，中国早就浩劫啦！只不过原来浩劫在别人头上，现在落到你们自己！老师不该打，那资本家呢？地主婆呢？天主教神父及法＃轮功信徒呢？该不该用如此暴力的手段摧毁他们？该不该剥夺他们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权力？每一个想真正反思文革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以反对迷信的名义，警察可以肆意殴打老太太；那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殴打反动学术权威呢？
文革后，共产党曾有过一个诱人的口号，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许多知识分子深以为然，认为是对文革反右等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我且不说共产党喊这种口号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就说这口号本身，能说是对文革等运动的正确反思吗？中共的文革，反右乃至现在的反法＃轮功等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尊重不尊重知识，尊重不尊重人才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人！尊重不尊重自己国民的基本人格基本权力的问题！他就是没有知识，不是人才，他也有做人的权力！你不能这样对他！共产党这些运动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肆意践踏人权，随意侮辱人格，对国民党反对派这样，对民主党派这样，对共产党内曾经共患难过的战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甚至还更狠！何况其他？我们的伟光正现在最需要的是“尊重人权”而不是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确实应该好好想想，不要再当傻瓜了。我们不是统治者的宠物，什么“皇天派来辅佐邓小平”的啊，邓小平什么东西？公仆！你本就有权教训他。不需要虚构身份来跟“天子”平等对话！
中国人中缺乏有见识的人，有见识人中缺乏能坚守自己良心底线的人。马寅初的遭遇说明什么？是因为没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胡说！当初有谁知道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与他意见相左的专家学者大知识分子特大知识分子多的很！谁规定共产党毛泽东一定要听他的？毛泽东本人也算一个知识分子，他尊重自己的知识尊重自己这个人才难道就不行了吗？当然可以！知识分子不需要特别尊重，也不应该受特别尊重！当年的马寅初，只需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权力，争鸣的权力，不被强迫改变思想的权力。批判马寅初的运动本身就是错的！这与他理论有没有价值是不是正确已经毫无关系了。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的人口理论对了，他动用国家资源专政手段来压制迫害异己的方法也是遗害无穷的！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即使今天被历史证明完全错了，他为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不惜孤身一人单枪匹马，与不以理服人，专以势压人的国家势力周旋到底的精神，也光照千秋（有几个知识分子能象他那样，敢于“出局”？）！同样的道理，法×轮功的理论是否正确是一回事，尊重不尊重他的信徒的基本权力是另一回事。共产党始终就不愿真正反省，当年这么做，至今也依然如此！想叫谁讲话就叫谁讲话，想不让谁讲话就不让谁讲话，想让你讲什么话你就要讲什么话，想不让你讲什么话你就不能讲什么话。有一些人，对这种状况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依然热衷于紧跟着党起哄，这些人实在不应该去控诉什么文革悲剧，你们不配，因为至今还在当帮凶！
什么时候大家都清醒了，中国才有希望！
说到底，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是最悲剧的一代，他们曾经冷血，对别人冷血，对自己也冷血！他们苦，让别人受苦，自己更苦！明白这一点并勇敢地讲给下一代听，非常重要！
最后编辑： wilson 编辑于2008/03/18 20:46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目录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 ９ 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酿。
⑵ 夺权正在进行。
⑶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⑷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⑸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⑹ 他们“故计重演”。
⑺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⑻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⑼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
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Ｂ－５２身居简出，行动神秘鬼窄，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注）均在
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
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
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注）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指黄永胜——编注）军委办事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⑴ 计划
⑵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注）教导队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注）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
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⑶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⑷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
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⑵ 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⑶ 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1、在庐山会议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因为彭德怀发表的万言书就是批评大跃进，矛头直指当时的负责政府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国务院的周恩来，现在共产党连彭德怀的万言书都不敢全文发表，就是因为其内容主要是批评刘邓。在庐山会议前自称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对刘少奇大权独揽其实是不满的，是想利用庐山会议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修理的，因此会议一开始是主题“反左”，并让彭德怀做了万言报告，但是事情蹊跷的是在彭德怀发表万言书后不到三天时间毛泽东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个360度的转变，突然开始反右。因此可以推断毛泽东的态度突然转变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2、周恩来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真正打手，很多人认为是林彪整了贺龙、陈毅等老帅，那么就因该公布这些老帅被捕的手续审批的文件！有一点可以确定能够批捕将军和老帅的人在文革时期只有周恩来一人！林彪根本没有权力整将军和元帅！很明显在贺龙和陈毅倒台后周恩来一个人统管外交部和体委，林彪并没有得到权力分配，因此说林彪迫害陈毅和贺龙是无稽之谈，在中共的档案室里也根本找不到林彪迫害他们的证据，甚至连文件的批示都没有。
3、林彪的罪名都是周恩来一手炮制的，从当时的发表的2号文件中，批判林彪唯一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以此作为反对毛主席，证明其“野心”，然而现在看设立国家主席是正确的，然而就这个罪名现在也没有平反实在是可笑之极。
4、林彪不能平反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汪东兴，其烧毁了很多文革时期“有损与毛主席形象”的文件，其中很多与林彪事件有关。[color=blue][/color]
這個題目是我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的一篇長文的續篇。那篇長文題為：《論毛澤東現象的文化心理和歷史成因》。這個續篇是一部論著的構想，在此僅作一個提綱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澤東的文革，是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一位未代皇帝的文革。溥儀不是真正的未代皇帝。中國的未代皇帝是毛澤東
作為史無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澤東集秦始皇與陳勝、吳廣於一身。他一會兒以秦始皇自居，一會兒又扮演陳勝、吳廣，有時甚至同時扮演秦始皇和陳勝、吳廣。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先例的。
毛澤東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個史無前例，乃是集帝王和聖賢這兩個角色於一身。毛澤東不僅手握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擁有以前的帝王所從來沒有擁有過的話語，或者說，思想體系。秦始皇的集權可謂空前，可是秦始皇沒有話語上的權力。秦始皇祇能以“焚書坑儒”抑止來自孔孟話語的挑戰。
毛澤東的做法，遠比秦始皇高明。毛澤東先是以手中的權力，掃平其它所有的話語，然後再用毛☆僈y發動民眾，向共產黨奪權。1949年，毛澤東成功地領導共產黨奪得了天下。1966年，毛澤東又同樣成功地把共產黨的天下，變成了毛澤東的天下。即以毛澤東、江青夫婦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產黨的黨天下。
毛澤東文革前已有話語上的絕對權力
毛澤東通過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批判胡風、批判《紅樓夢》評論上的非毛式意識形態傾向，最後，通過規模盛大的反右，掃平了所有的非毛話語和話語者。整個社會祇剩下一種話語，即毛澤東話語﹔數億民眾的頭腦裡祇剩下一個人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由此獲得了話語上的絕對權力，成為共產黨及其治下的中國民眾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聖賢之名的毛澤東，一步步走上神壇，凌駕與黨和人民之上。黨和人民，好比兩祇蟋蟀，在毛澤東的引領下，互相斗過來、斗過去。
毛澤東先是領導和指揮共產黨，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集體鎮壓和政治運動，還有人為的大飢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熱的絕境裡。自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共產黨把中國人民折騰了十七年，折騰得不僅人民受不了、就連共產黨都受不了。黨內高層當權派，開始請毛澤東住手。先是彭德懷等人在廬山會議上公開叫停，後是劉少奇以陽奉陰違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後，迫使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查。
作過檢查、退居二線的毛澤東，開始把嫉恨轉向了共產黨。其時，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高官們，誤以為可以用明裡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澤東高高地捧起來，然後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澤東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們的吹捧，使自己成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時間，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民眾的首要生活內容。雖然手中的權力被削弱，但毛澤東卻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毛澤東話語，或者說，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籍此向黨發動進攻，向劉少奇等當權派奪權。
毛澤東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動員令，以“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為號召，煽動全國民眾造共產黨的反。既然那祇叫做黨的蟋蟀不願意繼續咬人民了，那麼就叫那祇叫作人民的蟋蟀反過來咬黨。否則，人民被折騰了十七年所積累的怨氣、怒氣，如何平息？
將黨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革烈火，一點就著。毛澤東一聲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黨扑去。先是紅衛兵，然後是打著形形色色旗號的工人、農民造反派，把共產黨從基層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這可能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最為得意的時光。歷史上沒有一個帝王，可以動員老百姓把自己親手開創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澤東將黨和人民，同時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革過後，鄧小平站在保衛黨天下的立場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四十年過後，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提出“人民文革”。黨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動用毛澤東教給的群眾運動方式，向黨再來一次文革。而民間的反思文革，又暗含著對黨的巨大不滿。黨和人民之間的這種互相指責，雖然都有著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間恩恩怨怨的制造者，卻是把黨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毛澤東。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固然是鄧小平對文革中造反群眾的報復，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從歷史邏輯上說，也是一種自欺欺人。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基於權力尋租造成的嚴重腐敗和貧富對立現實，“人民文革”的提法有著強烈的針對性，暗含著對執政黨的極大不滿。
作為文革的始作佣者，面對黨和人民的共同責問，倒也並非無話可說。毛澤東完全可以責問共產黨的大大小小官員，當年你們折騰老百姓的時候，難道沒有快感麼？你們折騰老百姓起來，什麼時候被動過了？一個個生怕不主動似的，競相邀功，下手一個比一個狠。
毛澤東對造反派也是有話可說的。你們不要裝出一付受蒙蔽的無辜模樣。你們造反的時候，沒有出氣的痛快？在這次文革四十周年討論會上，當年做過造反派的學生、教師，工人，甚至農民，沒有一個表示後悔的。當年上海工總司的司令，潘國平，在會上明確表示，假如再來一次文革，他照樣還會起來造反。因為在造反和被工作組送進公安局之間，祇有選擇造反。文革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抓住中國人的嫉恨傳統，在黨和人民之間種下了難解的仇恨。我把那樣的仇恨，稱之為福爾瑪淋仇恨。這種福爾瑪淋仇恨以嫉妒為基本的心理動力。歷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號，有的叫做“帝王將相，能有種乎？”有的叫做“黃天當死，蒼天當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麼人專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佔有的，就像妓院裡的婊子一樣。最後，毛澤東總結為“造反有理”。毛澤東因此龍飛風舞地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事實上卻是，天下如此多嬌，引無數強盜競折腰。套用毛澤東對歷史的歸結，可以說，一些強盜勝利了，一些強盜被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強盜史。
五七一工程紀要如黑暗中一把火炬
在黨和人民之間如此設局，與其說是毛澤東的天才，不如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傳統所致。毛澤東空前成功地繼承了那樣的傳統，以過人的心術和高超的權謀，折騰人民踐踏黨，把全體中國人扔進了地獄般的黑暗裡。最後，是林彪的反抗，擊破了毛澤東的神話。
中共9大以後，林彪如同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和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一樣，想請毛澤東罷手。林彪跟周恩來心照不宣地達成共識，結束文革，轉向國計民生。但毛澤東不僅不肯罷手，而且反過來准備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廬山會議上向林彪發難，然後又以出巡，挑撥各路諸候和林彪的關系，向他們吹風，大造打倒林彪的輿論。一向淡泊、被毛澤東強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無可忍，奮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說不，上演了一出現代刺秦林彪的刺秦雖然沒能擊倒毛澤東手中的權力，但刺穿了毛澤東的話語，刺穿了毛澤東話語構造的毛澤東神話。《571工程紀要》，如同在黑暗中點亮的一把火炬，燭照出毛澤東的真實面目，解構了毛澤東的權力游戲。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劍。後人應該在毛澤東紀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劍碑，然後將《571工程紀要》刻寫在劍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毛澤東被迫發下包括《571工程紀要》在內的中央文件，使全國民眾讀到了林家父子的“討毛檄文”。雖然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澤東心裡明白，他的神像已經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黨作出讓步。一些被稱之為老干部的被打倒對象，開始陸續復職。二號走資派鄧小平蠢蠢欲動，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復出。
毛再活十年，中共將變成毛澤東奶黨
毛澤東一面很不情願地把權力還給共產黨，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樣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發現王洪文原來是個劉盆子式的窩囊廢，才讓鄧小平重新執掌重權。那時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婦的家天下。
有人說，毛澤東搞掉林彪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林彪有一個林立果那樣的兒子，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卻過早地死在了朝鮮戰場上。的確，毛岸英的早死，給毛澤東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難。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遠新所無法替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毛遠新也是個劉盆子。祇是由於和毛澤東的血緣關系，毛遠新才沒有像王洪文那樣，在毛澤東那裡喪失信任。
也正是由於毛岸英的早死，才導致毛澤東起用江青。但江青與毛岸英相比，顯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他的女人們，一個個進入權力中心。其中最為顯眼的有謝靜宜、唐聞生和王海容。還有雖然不太顯眼、但除了毛澤東誰都向她畢恭比敬的張玉鳳。
由於右傾翻案而把鄧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後，毛澤東將更多的信任投給了他的女人們。在後來網上流傳的由張玉鳳披露的那張政治局常委名單上，不僅江青、就連張玉鳳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澤東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麼政治局常委中還得加上王海容、謝靜宜等毛澤東的女人們。在毛澤東家天下的格局裡，執掌最高權力者，與其說是跟毛澤東的思想有關，不如說都與毛澤東的身體有關。由此，毛澤東最終從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國，也不是以法治國，更不是以道治國，而是以床治國。
家天下其實並不是共產黨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麼政治理念，而是一種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權專制的歷史還要悠久。中國的集權專制，是從周公建制開始的。而中國家天下的傳統，則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紀下半葉，亞洲國家出現了好幾個家天下的事例。北韓的金氏家天下，台灣的蔣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這些家天下都是現代的變相王朝，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權力體制卻如出一轍。
毛澤東以家天下取代黨天下，既是下意識的，又是無可奈何的退卻。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意識到自己在黨內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夠信任的，也祇剩下他的女人們。因此，從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澤東專制獨裁的必然結果。而從毛澤東這種不無戲劇性的退卻上，又可解讀當年袁世凱為何稱帝的心理秘密。獨裁者通常在擊敗對手、從而沒有了對手之後，會從天下轉向床笫，從男性的戰場退向女性的懷抱。以袁世凱的權位，不稱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凱的所謂稱帝，不過是為他的十多房太太們掙得皇後皇妃一類的名份罷了。
相比之下，毛澤東的氣魄當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蒼再多給他十年、二十年壽命，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會變成毛澤東的奶黨。由毛澤東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領導著中國共產黨，統治著十多億中國人。
也許正是基於文革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才強調集體領導，才下決心建立退休制度，並且讓子女經商賺錢，而不是接班掌權。鄧小平以此捍衛了共產黨的黨天下，做到了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絕對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鄧家女子雖然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率先富了起來，但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卻並不以自己的子女為轉移。祇是，鄧小平是個一半姓劉、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鄧小平在安邦治國上姓劉，並且比劉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對群眾運動，鄧小平馬上回到毛澤東的立場上，變成一個沒有運\動群眾能力的毛澤東。鄧小平無法運動群眾，結果當然祇有以屠殺來解決群眾。
總之，一場文革浩劫，從根本上說，乃是毛氏家天下與共產黨的黨天下這兩種專制之間的斗爭。毛澤東勝利了固然是專制，黨勝利了，也同樣是專制。
毛澤東的文革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的。毛澤東的權力和毛澤東的話語、毛澤東的帝王之尊與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烏托邦，最後全都同歸於盡。
毛澤東不僅耗盡了傳統的帝王資源，而且也耗盡了帝王氣十足的話語資源。毛澤東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毛澤東式的集帝王與話語、集秦始皇和陳勝、吳廣於一身的帝王。毛澤東是絕代帝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澤東以後的專制者，不是垂帘聽政，就是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也依然像個公務員。
中國的專制歷史，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如果說，周公建制是這個黑洞的入口，那麼毛澤東文革則是這個黑洞的出口。當專制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全都耗盡之後，剩下的是由專制的心理和專制的病菌，構成一種專制的習慣勢力，支撐著專制的政治體制。執政的共產黨固然還沒有走出專制的歷史陰影，但畢竟受到過文革的沖擊。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來打倒和推翻共產黨，那麼專制依然有可能以復活的方式得以延續。專制好比白骨精，滿清王朝結束以後的各種中國政黨好比白骨精附體的專制載體。中國民眾真正要戰勝的，不是共產黨，而是白骨精般的專制。從反對專制起步的共產黨，其實也是專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產黨，而是能不能戰勝專制對中國社會的毒害和對中國人的毒害。至於共產黨，既可以成為專制的載體，也可能成為專制的敵人。走出專制傳統，是沒有任何模式可尋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訓的話，那麼就得放棄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維，和聲討、討伐一類的文革話語。文革話語骨子裡是一種權力話語，既以權力為中心的話語系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以權力為中心。造反有理，總是有理在權力的爭奪上。從來沒有一次起義、暴動或者革命，是以權利為基礎的，不是以權力為指歸的。每次改朝換代，結果都是專制復辟。
從後向前，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發現，這是一長串改朝換代的多米諾骨牌。假如想要讓共產黨成為最後一張倒下的骨牌，祇能從我開始，站住了不倒。
從我開始有二層涵義。一層是從我自己開始。我是沒有們的我，是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我。我的能夠站立，不在於有無權力，而在於有無權利意識。我並不在意共產黨的執政，但我必須堅持和維護我的權利。我想對執政黨說的，不是再來一次文革，而是請把我的權利留下。
假如每一個我，都以權利說話，而不以權力為然，那麼中國社會就會從一個權力社會，轉變成一個權利社會。這是我說“從我開始”的另一層涵義。我相信，權利意識的覺醒，比當年“五四”時期對民主科學的強調，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會的建構力。“五四”啟蒙領袖沒有意識到權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思想運動，最終被毛澤東話語所替代。
當然，這並不是“五四”啟蒙領袖的過錯。因為即便是美國，在二十世紀初，也還祇是民主國家，並非是個權利社會。美國進入權利社會是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開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場和權利意識，不再允許我使用討伐、打倒、推翻一類的權力話語，而寧可選擇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個夢想……”
2006年5月15日（作者根據《文革四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上的同題發言整理）
這個題目是我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的一篇長文的續篇。那篇長文題為：《論毛澤東現象的文化心理和歷史成因》。這個續篇是一部論著的構想，在此僅作一個提綱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澤東的文革，是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一位未代皇帝的文革。溥儀不是真正的未代皇帝。中國的未代皇帝是毛澤東
作為史無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澤東集秦始皇與陳勝、吳廣於一身。他一會兒以秦始皇自居，一會兒又扮演陳勝、吳廣，有時甚至同時扮演秦始皇和陳勝、吳廣。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先例的。
毛澤東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個史無前例，乃是集帝王和聖賢這兩個角色於一身。毛澤東不僅手握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擁有以前的帝王所從來沒有擁有過的話語，或者說，思想體系。秦始皇的集權可謂空前，可是秦始皇沒有話語上的權力。秦始皇祇能以“焚書坑儒”抑止來自孔孟話語的挑戰。
毛澤東的做法，遠比秦始皇高明。毛澤東先是以手中的權力，掃平其它所有的話語，然後再用毛☆僈y發動民眾，向共產黨奪權。1949年，毛澤東成功地領導共產黨奪得了天下。1966年，毛澤東又同樣成功地把共產黨的天下，變成了毛澤東的天下。即以毛澤東、江青夫婦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產黨的黨天下。
毛澤東文革前已有話語上的絕對權力
毛澤東通過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批判胡風、批判《紅樓夢》評論上的非毛式意識形態傾向，最後，通過規模盛大的反右，掃平了所有的非毛話語和話語者。整個社會祇剩下一種話語，即毛澤東話語﹔數億民眾的頭腦裡祇剩下一個人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由此獲得了話語上的絕對權力，成為共產黨及其治下的中國民眾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聖賢之名的毛澤東，一步步走上神壇，凌駕與黨和人民之上。黨和人民，好比兩祇蟋蟀，在毛澤東的引領下，互相斗過來、斗過去。
毛澤東先是領導和指揮共產黨，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集體鎮壓和政治運動，還有人為的大飢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熱的絕境裡。自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共產黨把中國人民折騰了十七年，折騰得不僅人民受不了、就連共產黨都受不了。黨內高層當權派，開始請毛澤東住手。先是彭德懷等人在廬山會議上公開叫停，後是劉少奇以陽奉陰違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後，迫使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查。
作過檢查、退居二線的毛澤東，開始把嫉恨轉向了共產黨。其時，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高官們，誤以為可以用明裡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澤東高高地捧起來，然後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澤東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們的吹捧，使自己成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時間，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民眾的首要生活內容。雖然手中的權力被削弱，但毛澤東卻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毛澤東話語，或者說，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籍此向黨發動進攻，向劉少奇等當權派奪權。
毛澤東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動員令，以“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為號召，煽動全國民眾造共產黨的反。既然那祇叫做黨的蟋蟀不願意繼續咬人民了，那麼就叫那祇叫作人民的蟋蟀反過來咬黨。否則，人民被折騰了十七年所積累的怨氣、怒氣，如何平息？
將黨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革烈火，一點就著。毛澤東一聲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黨扑去。先是紅衛兵，然後是打著形形色色旗號的工人、農民造反派，把共產黨從基層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這可能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最為得意的時光。歷史上沒有一個帝王，可以動員老百姓把自己親手開創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澤東將黨和人民，同時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革過後，鄧小平站在保衛黨天下的立場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四十年過後，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提出“人民文革”。黨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動用毛澤東教給的群眾運動方式，向黨再來一次文革。而民間的反思文革，又暗含著對黨的巨大不滿。黨和人民之間的這種互相指責，雖然都有著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間恩恩怨怨的制造者，卻是把黨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毛澤東。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固然是鄧小平對文革中造反群眾的報復，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從歷史邏輯上說，也是一種自欺欺人。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基於權力尋租造成的嚴重腐敗和貧富對立現實，“人民文革”的提法有著強烈的針對性，暗含著對執政黨的極大不滿。
作為文革的始作佣者，面對黨和人民的共同責問，倒也並非無話可說。毛澤東完全可以責問共產黨的大大小小官員，當年你們折騰老百姓的時候，難道沒有快感麼？你們折騰老百姓起來，什麼時候被動過了？一個個生怕不主動似的，競相邀功，下手一個比一個狠。
毛澤東對造反派也是有話可說的。你們不要裝出一付受蒙蔽的無辜模樣。你們造反的時候，沒有出氣的痛快？在這次文革四十周年討論會上，當年做過造反派的學生、教師，工人，甚至農民，沒有一個表示後悔的。當年上海工總司的司令，潘國平，在會上明確表示，假如再來一次文革，他照樣還會起來造反。因為在造反和被工作組送進公安局之間，祇有選擇造反。文革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抓住中國人的嫉恨傳統，在黨和人民之間種下了難解的仇恨。我把那樣的仇恨，稱之為福爾瑪淋仇恨。這種福爾瑪淋仇恨以嫉妒為基本的心理動力。歷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號，有的叫做“帝王將相，能有種乎？”有的叫做“黃天當死，蒼天當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麼人專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佔有的，就像妓院裡的婊子一樣。最後，毛澤東總結為“造反有理”。毛澤東因此龍飛風舞地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事實上卻是，天下如此多嬌，引無數強盜競折腰。套用毛澤東對歷史的歸結，可以說，一些強盜勝利了，一些強盜被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強盜史。
五七一工程紀要如黑暗中一把火炬
在黨和人民之間如此設局，與其說是毛澤東的天才，不如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傳統所致。毛澤東空前成功地繼承了那樣的傳統，以過人的心術和高超的權謀，折騰人民踐踏黨，把全體中國人扔進了地獄般的黑暗裡。最後，是林彪的反抗，擊破了毛澤東的神話。
中共9大以後，林彪如同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和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一樣，想請毛澤東罷手。林彪跟周恩來心照不宣地達成共識，結束文革，轉向國計民生。但毛澤東不僅不肯罷手，而且反過來准備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廬山會議上向林彪發難，然後又以出巡，挑撥各路諸候和林彪的關系，向他們吹風，大造打倒林彪的輿論。一向淡泊、被毛澤東強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無可忍，奮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說不，上演了一出現代刺秦林彪的刺秦雖然沒能擊倒毛澤東手中的權力，但刺穿了毛澤東的話語，刺穿了毛澤東話語構造的毛澤東神話。《571工程紀要》，如同在黑暗中點亮的一把火炬，燭照出毛澤東的真實面目，解構了毛澤東的權力游戲。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劍。後人應該在毛澤東紀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劍碑，然後將《571工程紀要》刻寫在劍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毛澤東被迫發下包括《571工程紀要》在內的中央文件，使全國民眾讀到了林家父子的“討毛檄文”。雖然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澤東心裡明白，他的神像已經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黨作出讓步。一些被稱之為老干部的被打倒對象，開始陸續復職。二號走資派鄧小平蠢蠢欲動，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復出。
毛再活十年，中共將變成毛澤東奶黨
毛澤東一面很不情願地把權力還給共產黨，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樣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發現王洪文原來是個劉盆子式的窩囊廢，才讓鄧小平重新執掌重權。那時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婦的家天下。
有人說，毛澤東搞掉林彪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林彪有一個林立果那樣的兒子，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卻過早地死在了朝鮮戰場上。的確，毛岸英的早死，給毛澤東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難。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遠新所無法替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毛遠新也是個劉盆子。祇是由於和毛澤東的血緣關系，毛遠新才沒有像王洪文那樣，在毛澤東那裡喪失信任。
也正是由於毛岸英的早死，才導致毛澤東起用江青。但江青與毛岸英相比，顯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他的女人們，一個個進入權力中心。其中最為顯眼的有謝靜宜、唐聞生和王海容。還有雖然不太顯眼、但除了毛澤東誰都向她畢恭比敬的張玉鳳。
由於右傾翻案而把鄧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後，毛澤東將更多的信任投給了他的女人們。在後來網上流傳的由張玉鳳披露的那張政治局常委名單上，不僅江青、就連張玉鳳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澤東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麼政治局常委中還得加上王海容、謝靜宜等毛澤東的女人們。在毛澤東家天下的格局裡，執掌最高權力者，與其說是跟毛澤東的思想有關，不如說都與毛澤東的身體有關。由此，毛澤東最終從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國，也不是以法治國，更不是以道治國，而是以床治國。
家天下其實並不是共產黨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麼政治理念，而是一種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權專制的歷史還要悠久。中國的集權專制，是從周公建制開始的。而中國家天下的傳統，則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紀下半葉，亞洲國家出現了好幾個家天下的事例。北韓的金氏家天下，台灣的蔣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這些家天下都是現代的變相王朝，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權力體制卻如出一轍。
毛澤東以家天下取代黨天下，既是下意識的，又是無可奈何的退卻。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意識到自己在黨內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夠信任的，也祇剩下他的女人們。因此，從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澤東專制獨裁的必然結果。而從毛澤東這種不無戲劇性的退卻上，又可解讀當年袁世凱為何稱帝的心理秘密。獨裁者通常在擊敗對手、從而沒有了對手之後，會從天下轉向床笫，從男性的戰場退向女性的懷抱。以袁世凱的權位，不稱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凱的所謂稱帝，不過是為他的十多房太太們掙得皇後皇妃一類的名份罷了。
相比之下，毛澤東的氣魄當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蒼再多給他十年、二十年壽命，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會變成毛澤東的奶黨。由毛澤東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領導著中國共產黨，統治著十多億中國人。
也許正是基於文革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才強調集體領導，才下決心建立退休制度，並且讓子女經商賺錢，而不是接班掌權。鄧小平以此捍衛了共產黨的黨天下，做到了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絕對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鄧家女子雖然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率先富了起來，但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卻並不以自己的子女為轉移。祇是，鄧小平是個一半姓劉、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鄧小平在安邦治國上姓劉，並且比劉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對群眾運動，鄧小平馬上回到毛澤東的立場上，變成一個沒有運\動群眾能力的毛澤東。鄧小平無法運動群眾，結果當然祇有以屠殺來解決群眾。
總之，一場文革浩劫，從根本上說，乃是毛氏家天下與共產黨的黨天下這兩種專制之間的斗爭。毛澤東勝利了固然是專制，黨勝利了，也同樣是專制。
毛澤東的文革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的。毛澤東的權力和毛澤東的話語、毛澤東的帝王之尊與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烏托邦，最後全都同歸於盡。
毛澤東不僅耗盡了傳統的帝王資源，而且也耗盡了帝王氣十足的話語資源。毛澤東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毛澤東式的集帝王與話語、集秦始皇和陳勝、吳廣於一身的帝王。毛澤東是絕代帝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澤東以後的專制者，不是垂帘聽政，就是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也依然像個公務員。
中國的專制歷史，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如果說，周公建制是這個黑洞的入口，那麼毛澤東文革則是這個黑洞的出口。當專制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全都耗盡之後，剩下的是由專制的心理和專制的病菌，構成一種專制的習慣勢力，支撐著專制的政治體制。執政的共產黨固然還沒有走出專制的歷史陰影，但畢竟受到過文革的沖擊。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來打倒和推翻共產黨，那麼專制依然有可能以復活的方式得以延續。專制好比白骨精，滿清王朝結束以後的各種中國政黨好比白骨精附體的專制載體。中國民眾真正要戰勝的，不是共產黨，而是白骨精般的專制。從反對專制起步的共產黨，其實也是專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產黨，而是能不能戰勝專制對中國社會的毒害和對中國人的毒害。至於共產黨，既可以成為專制的載體，也可能成為專制的敵人。走出專制傳統，是沒有任何模式可尋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訓的話，那麼就得放棄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維，和聲討、討伐一類的文革話語。文革話語骨子裡是一種權力話語，既以權力為中心的話語系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以權力為中心。造反有理，總是有理在權力的爭奪上。從來沒有一次起義、暴動或者革命，是以權利為基礎的，不是以權力為指歸的。每次改朝換代，結果都是專制復辟。
從後向前，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發現，這是一長串改朝換代的多米諾骨牌。假如想要讓共產黨成為最後一張倒下的骨牌，祇能從我開始，站住了不倒。
從我開始有二層涵義。一層是從我自己開始。我是沒有們的我，是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我。我的能夠站立，不在於有無權力，而在於有無權利意識。我並不在意共產黨的執政，但我必須堅持和維護我的權利。我想對執政黨說的，不是再來一次文革，而是請把我的權利留下。
假如每一個我，都以權利說話，而不以權力為然，那麼中國社會就會從一個權力社會，轉變成一個權利社會。這是我說“從我開始”的另一層涵義。我相信，權利意識的覺醒，比當年“五四”時期對民主科學的強調，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會的建構力。“五四”啟蒙領袖沒有意識到權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思想運動，最終被毛澤東話語所替代。
當然，這並不是“五四”啟蒙領袖的過錯。因為即便是美國，在二十世紀初，也還祇是民主國家，並非是個權利社會。美國進入權利社會是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開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場和權利意識，不再允許我使用討伐、打倒、推翻一類的權力話語，而寧可選擇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個夢想……”
2006年5月15日（作者根據《文革四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上的同題發言整理）
林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但在毛的威逼下却不得不选择，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林彪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及其死亡，至今仍然迷雾重重。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把文革的主要罪责归咎于林彪或四人帮，都有欠公允。我陈述如下史实，并非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仅仅是为了尊重历史，没有毛的支持，林彪和四人帮很难在文革中风光无限，毛才是一切灾难的首要罪魁。文革前五年发生的种种暴行，毛泽东是第一罪人，林彪是第二罪人。
从钦定接班人到死无葬身之地，林彪之所以最终背叛毛泽东，一是因为他的性格中还有种为人仗义的倔强，二是因为他深知毛的自负、暴虐、多疑的性格，一旦被毛的怀疑，无论怎样输诚，也无济于事。所以，选择继续效忠，结果也是身败名裂；而选择背叛，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林彪深谙伴君如伴虎的独裁官场生存术，他曾做过极为直率地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林彪践行这套奉承术，始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至尊地位，极力拉拢林彪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1942年2月8日，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毛亲自接机并举行盛大欢迎会，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同寻常的高规格待遇。在此之前，象周恩来和朱德这样的元老从外地返回延安，毛都没有亲自迎接。所以，在随后为林彪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林致辞说：“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史达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251）
1949年后，林彪在韩战问题上让毛泽东吃了软钉子，他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使毛不得不找彭德怀填补。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被毛钦定上山。他配合毛整肃彭德怀，在历史问题上对彭落井下石，由此林取代彭出任国防部长。他上任后便在军内率先发起“学毛著运动”运动，不遗余力地吹捧毛。
文革之初，林彪全力配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可以说，在公开场合，林对毛的肉麻吹捧，堪称党内高官之最。他鼓吹“四个伟大”、 “一句顶一万句”、“顶峰的顶峰”。中共九大，林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理应继续紧跟毛，即便不能提前接班，也可以等待毛的自然死亡。但恰恰在这段关键时期，毛突然对林产生怀疑，而林也违背了独裁官场的紧跟术，不再容忍毛的多疑霸道和翻云覆雨，特别是在毛已经点名批林之后，林仍然倔强地不肯向毛低头，极大地冒犯了毛，这就注定林的最后结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的相关记述证实了这一点。林彪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令毛产生怀疑，因为毛对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极为敏感，大跃进的失败曾使毛不得不声称退居二线，让1959年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随着刘的权力和威望的提升，毛对刘的不满也不断上升，最终发动文革将刘置于死地。帮助毛打倒了刘的林彪，在刚刚被钦定为接班人之后，马上就提出重设国家主席，必然招致毛的猜忌，毛、林冲突便不可避免。
庐山会议前，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林的分歧已经出现，毛开始流露出对林彪和陈伯达等人的不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又拿出捧毛的老一套，大讲“天才论”，把毛捧为“天才的天才”。第二天分组讨论，各大组的发言都是紧跟林彪和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拥戴毛当国家主席。因为，与会者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林拥毛当国家主席，怎么会惹得龙颜大怒。
25日下午，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在会上，毛突然发难，致使形势急转直下。毛作了三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最后就设国家主席问题气愤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当面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9月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它是批陈整风的纲领性档；9月6日，毛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批陈讲话，公开发泄对林的不满；到这时，与会者也都看得出，毛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尽管，庐山上的毛、林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彪的替罪羊，但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处于绝对弱势的林却始终没有顺从毛。对毛发动的 “批陈整风”运动，他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对毛多次要求林认错的威逼，他表现出决不检讨的倔强。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曾苦口婆心地力劝林彪出面主持政治局的批陈会议，被林拒绝。周在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
翻阅《文稿》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从1970年9月到1971年8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对“批陈整风”的批示高达20多次，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先后向毛递交了检讨信，毛也多次对这些人的检讨信作了批语。1970年10月10日，毛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多达十条；15 日，毛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也多达十二条。这些批语，无论是明确点到林彪的名字，还是旁敲侧击的点拨，实质上都是针对林彪的，每次批语的最后一条都是“林、周、康及其有关同志阅。”（参见《文稿•第十三册》P126－241）由此可见，毛让这些人检讨且做出多条批语，完全是为了给林彪看，目的是催促林也认错检讨。或者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一直在等待林主动向他检讨。
然而，无论毛如何逼迫，也无论周恩来如何劝说，林彪就是不低头。他不仅拒绝主持批判陈伯达的高层会议，而且在毛的多次催促下仍然不主动检讨。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林彪也成为敢于犯上的第一位高官。
据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回忆：从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召开批陈的华北会议，会议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拒绝，改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在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李谈了话。接着，毛又指示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前，周恩来特意带着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劝说林彪。周向林转达毛的指示，要求林参加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也算是下个台阶。然而，这台阶与其说是毛出于挽救林的一片苦心而为林准备的，不如说是毛为自己准备的。只要林出席并主持这次会议，就等于林向毛的屈服，毛也就保住了一言九鼎的龙颜。而林见到周一行人后，只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周等人回北京后，马上去见毛，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听后大怒，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呵斥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李德生在回忆中指出：“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于《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还留有余地。林决不对陈伯达落井下石的仗义和决不向毛低头的倔强，也可从他在中共庆典上的表现看出。在中共党内，凡是公开的庆典或集会，谁出场谁不出场以及出场的先后秩序，对于每个高官的仕途前景来说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党内斗争极为频繁的毛时代。
1970年国庆，刚刚开过“团结胜利”的九大。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得到了正式确立，他理应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共渡国庆之夜，以示党的团结。二来就在国庆前的9月6日，毛正式发动针对林的“批陈整风运动”，党内高层斗争已见刀光剑影，林应该识趣，利用与毛同上天安门的机会，当面向毛认错输诚。然而，林彪选择却是决不再紧跟，也不低头。
据毛的一位御用摄影师回忆：10月2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毛与林在国庆之夜同登天安门的合影是假的，因为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上，林来后仅仅坐了一小会儿，就不知去向。这位摄影师只拍到一张毛与林坐在同一个圆桌前的远景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到林的侧影，而根本就没有拍到毛、林两人在一起亲密无间的镜头。这位现场见证人评述说，林出现在天安门上仅仅是应景而已，他压根就对在国庆之夜跟随毛登天安门全无兴趣，更不要说与毛亲切交谈了。在此之前，林曾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直到国庆那天，周恩来亲临林彪住处好言力劝，林才勉强答应出席夜晚的观礼。（见《凤凰大视野：说不尽毛泽东》共10集，2004年1月1 日首播）
1971年“五•一劳动节”，林彪再次露一面就开溜。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但毛万万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表现出对毛的拒绝态度。据董保存回忆：“五•一”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天安门的休息室，穿的中山装很不合体，帽子也没戴好。而直到焰火晚会就要开始时，天安门上仍然林彪的身影。当工作人员请毛泽东等人上城楼、毛泽东已经起身往外走时，林彪还是没有出现。周恩来很着急，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来了没有。
董保存评论说：“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肯定是有感觉的。但他依然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披一件军大衣，脸上毫无表情。他一反常态，谁也没理，既不向毛打招呼致意，也没有和外宾打招呼，就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落座后也不说话。这次也象1970年“十•一”上天安门一样，林只坐了一小会儿，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董保存评论说：“这太反常了！他这是不辞而别，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
周恩来没想到林会这么快离开。林走后，周再没心思看焰火了，他担心难以向国内外舆论交代。因为，毛、林同登天安门共渡“五•一”的新闻，第二天必须见报，还要有电视片和记录片。但林只是蜻蜓点水地坐了一下，除了一张光线不好的林彪个人照片外，摄影师再没有拍到任何影像资料，特别是没有林与毛在一起的影像。为此，很少向工作人员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却向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大发雷霆。董保存回忆到：周恩来说，大家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了。这样的活动要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为什么不拍呢？有人向周解释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一听更火了，大声质问：“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节日，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这是安定人心的事情，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解释。……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董保存：《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为何不辞而别？》；载于《强国论坛》2006年4月30日）
林彪的以上种种不合作，使一直等待林主动服软的毛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毛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期间，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毛一路会见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也一路发表“倒林”讲话。毛从他所认定的九次党内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 天才 ，就是反对 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取。”接着，毛直接点了林的名字：“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在1970年8 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实事嘛！……什么 顶峰 啦， 一句顶一万句 啦，你说过头了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文稿 •第十三册》P242－249）
9月12日，不知为什么，毛突然改变计划，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对前来接驾的李德生等人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还要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来南口，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政变。毛如此部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海外的“9•13林彪事件”。再后来，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审阅批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档。
我相信，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如果林顺从毛的意志，哪怕亲自主持一次批陈整风的高层会议，亲笔给毛写一封检讨信，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作一次检讨，即便林的检讨没有周恩来式检讨的自我作贱，而仅仅学习刘少奇，在被毛点名之后检讨一下，毛大概也不会“倒林”，因为“倒林”的政治代价之大，毛这样的权术老手不会不知道。毕竟，林是毛钦定的接班人，刚刚写进党章不久，如果公开倒林，无异于毛的自打嘴巴。所以，毛即便在南巡途中公开发表了“批林”讲话，但仍然留有余地。毛特别提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见李德生回忆）
即便如此，倔强的林彪始终没给毛下台阶的机会，正如他在韩战之初拒不担任志愿军总司令一样。正因为如此，林才死得尸骨无存。林彪之死给了毛泽东1949年以来最为沉重的政治打击，不仅是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加速了毛的病，更重要的是，“9•13事件”从反面唤醒了中国民间对文革和毛的权威的怀疑。
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毛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公开过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材料的民间效应与毛的预期恰恰相反，非但无法抹黑林彪集团，反而使林彪赢得了一部分民心。因为“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其中的一些提法深得民。现摘录如下片断：
——关于党内斗争：“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关于社会状况，纪要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关于国际冲突：“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
——关于毛泽东的整人术，纪要说：“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中最具启蒙意义的一段话是：“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该纪要还提出：“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可以说，在文革后期的中国，林彪之死是民意觉醒的转捩点，“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觉醒,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正确性也遭到了民间怀疑。人们隐隐约约第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发出“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呐喊。
曾亲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的林彪，却在毛的威逼下不得不选择背叛，以尸骨无存的惨烈代价，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6年6月号)
林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但在毛的威逼下却不得不选择，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林彪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及其死亡，至今仍然迷雾重重。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把文革的主要罪责归咎于林彪或四人帮，都有欠公允。我陈述如下史实，并非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仅仅是为了尊重历史，没有毛的支持，林彪和四人帮很难在文革中风光无限，毛才是一切灾难的首要罪魁。文革前五年发生的种种暴行，毛泽东是第一罪人，林彪是第二罪人。
从钦定接班人到死无葬身之地，林彪之所以最终背叛毛泽东，一是因为他的性格中还有种为人仗义的倔强，二是因为他深知毛的自负、暴虐、多疑的性格，一旦被毛的怀疑，无论怎样输诚，也无济于事。所以，选择继续效忠，结果也是身败名裂；而选择背叛，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林彪深谙伴君如伴虎的独裁官场生存术，他曾做过极为直率地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林彪践行这套奉承术，始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至尊地位，极力拉拢林彪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1942年2月8日，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毛亲自接机并举行盛大欢迎会，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同寻常的高规格待遇。在此之前，象周恩来和朱德这样的元老从外地返回延安，毛都没有亲自迎接。所以，在随后为林彪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林致辞说：“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史达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251）
1949年后，林彪在韩战问题上让毛泽东吃了软钉子，他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使毛不得不找彭德怀填补。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被毛钦定上山。他配合毛整肃彭德怀，在历史问题上对彭落井下石，由此林取代彭出任国防部长。他上任后便在军内率先发起“学毛著运动”运动，不遗余力地吹捧毛。
文革之初，林彪全力配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可以说，在公开场合，林对毛的肉麻吹捧，堪称党内高官之最。他鼓吹“四个伟大”、 “一句顶一万句”、“顶峰的顶峰”。中共九大，林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理应继续紧跟毛，即便不能提前接班，也可以等待毛的自然死亡。但恰恰在这段关键时期，毛突然对林产生怀疑，而林也违背了独裁官场的紧跟术，不再容忍毛的多疑霸道和翻云覆雨，特别是在毛已经点名批林之后，林仍然倔强地不肯向毛低头，极大地冒犯了毛，这就注定林的最后结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的相关记述证实了这一点。林彪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令毛产生怀疑，因为毛对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极为敏感，大跃进的失败曾使毛不得不声称退居二线，让1959年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随着刘的权力和威望的提升，毛对刘的不满也不断上升，最终发动文革将刘置于死地。帮助毛打倒了刘的林彪，在刚刚被钦定为接班人之后，马上就提出重设国家主席，必然招致毛的猜忌，毛、林冲突便不可避免。
庐山会议前，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林的分歧已经出现，毛开始流露出对林彪和陈伯达等人的不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又拿出捧毛的老一套，大讲“天才论”，把毛捧为“天才的天才”。第二天分组讨论，各大组的发言都是紧跟林彪和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拥戴毛当国家主席。因为，与会者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林拥毛当国家主席，怎么会惹得龙颜大怒。
25日下午，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在会上，毛突然发难，致使形势急转直下。毛作了三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最后就设国家主席问题气愤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当面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9月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它是批陈整风的纲领性档；9月6日，毛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批陈讲话，公开发泄对林的不满；到这时，与会者也都看得出，毛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尽管，庐山上的毛、林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彪的替罪羊，但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处于绝对弱势的林却始终没有顺从毛。对毛发动的 “批陈整风”运动，他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对毛多次要求林认错的威逼，他表现出决不检讨的倔强。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曾苦口婆心地力劝林彪出面主持政治局的批陈会议，被林拒绝。周在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
翻阅《文稿》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从1970年9月到1971年8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对“批陈整风”的批示高达20多次，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先后向毛递交了检讨信，毛也多次对这些人的检讨信作了批语。1970年10月10日，毛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多达十条；15 日，毛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也多达十二条。这些批语，无论是明确点到林彪的名字，还是旁敲侧击的点拨，实质上都是针对林彪的，每次批语的最后一条都是“林、周、康及其有关同志阅。”（参见《文稿•第十三册》P126－241）由此可见，毛让这些人检讨且做出多条批语，完全是为了给林彪看，目的是催促林也认错检讨。或者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一直在等待林主动向他检讨。
然而，无论毛如何逼迫，也无论周恩来如何劝说，林彪就是不低头。他不仅拒绝主持批判陈伯达的高层会议，而且在毛的多次催促下仍然不主动检讨。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林彪也成为敢于犯上的第一位高官。
据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回忆：从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召开批陈的华北会议，会议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拒绝，改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在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李谈了话。接着，毛又指示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前，周恩来特意带着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劝说林彪。周向林转达毛的指示，要求林参加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也算是下个台阶。然而，这台阶与其说是毛出于挽救林的一片苦心而为林准备的，不如说是毛为自己准备的。只要林出席并主持这次会议，就等于林向毛的屈服，毛也就保住了一言九鼎的龙颜。而林见到周一行人后，只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周等人回北京后，马上去见毛，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听后大怒，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呵斥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李德生在回忆中指出：“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于《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还留有余地。林决不对陈伯达落井下石的仗义和决不向毛低头的倔强，也可从他在中共庆典上的表现看出。在中共党内，凡是公开的庆典或集会，谁出场谁不出场以及出场的先后秩序，对于每个高官的仕途前景来说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党内斗争极为频繁的毛时代。
1970年国庆，刚刚开过“团结胜利”的九大。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得到了正式确立，他理应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共渡国庆之夜，以示党的团结。二来就在国庆前的9月6日，毛正式发动针对林的“批陈整风运动”，党内高层斗争已见刀光剑影，林应该识趣，利用与毛同上天安门的机会，当面向毛认错输诚。然而，林彪选择却是决不再紧跟，也不低头。
据毛的一位御用摄影师回忆：10月2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毛与林在国庆之夜同登天安门的合影是假的，因为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上，林来后仅仅坐了一小会儿，就不知去向。这位摄影师只拍到一张毛与林坐在同一个圆桌前的远景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到林的侧影，而根本就没有拍到毛、林两人在一起亲密无间的镜头。这位现场见证人评述说，林出现在天安门上仅仅是应景而已，他压根就对在国庆之夜跟随毛登天安门全无兴趣，更不要说与毛亲切交谈了。在此之前，林曾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直到国庆那天，周恩来亲临林彪住处好言力劝，林才勉强答应出席夜晚的观礼。（见《凤凰大视野：说不尽毛泽东》共10集，2004年1月1 日首播）
1971年“五•一劳动节”，林彪再次露一面就开溜。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但毛万万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表现出对毛的拒绝态度。据董保存回忆：“五•一”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天安门的休息室，穿的中山装很不合体，帽子也没戴好。而直到焰火晚会就要开始时，天安门上仍然林彪的身影。当工作人员请毛泽东等人上城楼、毛泽东已经起身往外走时，林彪还是没有出现。周恩来很着急，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来了没有。
董保存评论说：“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肯定是有感觉的。但他依然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披一件军大衣，脸上毫无表情。他一反常态，谁也没理，既不向毛打招呼致意，也没有和外宾打招呼，就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落座后也不说话。这次也象1970年“十•一”上天安门一样，林只坐了一小会儿，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董保存评论说：“这太反常了！他这是不辞而别，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
周恩来没想到林会这么快离开。林走后，周再没心思看焰火了，他担心难以向国内外舆论交代。因为，毛、林同登天安门共渡“五•一”的新闻，第二天必须见报，还要有电视片和记录片。但林只是蜻蜓点水地坐了一下，除了一张光线不好的林彪个人照片外，摄影师再没有拍到任何影像资料，特别是没有林与毛在一起的影像。为此，很少向工作人员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却向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大发雷霆。董保存回忆到：周恩来说，大家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了。这样的活动要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为什么不拍呢？有人向周解释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一听更火了，大声质问：“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节日，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这是安定人心的事情，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解释。……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董保存：《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为何不辞而别？》；载于《强国论坛》2006年4月30日）
林彪的以上种种不合作，使一直等待林主动服软的毛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毛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期间，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毛一路会见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也一路发表“倒林”讲话。毛从他所认定的九次党内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 天才 ，就是反对 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取。”接着，毛直接点了林的名字：“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在1970年8 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实事嘛！……什么 顶峰 啦， 一句顶一万句 啦，你说过头了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文稿 •第十三册》P242－249）
9月12日，不知为什么，毛突然改变计划，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对前来接驾的李德生等人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还要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来南口，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政变。毛如此部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海外的“9•13林彪事件”。再后来，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审阅批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档。
我相信，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如果林顺从毛的意志，哪怕亲自主持一次批陈整风的高层会议，亲笔给毛写一封检讨信，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作一次检讨，即便林的检讨没有周恩来式检讨的自我作贱，而仅仅学习刘少奇，在被毛点名之后检讨一下，毛大概也不会“倒林”，因为“倒林”的政治代价之大，毛这样的权术老手不会不知道。毕竟，林是毛钦定的接班人，刚刚写进党章不久，如果公开倒林，无异于毛的自打嘴巴。所以，毛即便在南巡途中公开发表了“批林”讲话，但仍然留有余地。毛特别提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见李德生回忆）
即便如此，倔强的林彪始终没给毛下台阶的机会，正如他在韩战之初拒不担任志愿军总司令一样。正因为如此，林才死得尸骨无存。林彪之死给了毛泽东1949年以来最为沉重的政治打击，不仅是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加速了毛的病，更重要的是，“9•13事件”从反面唤醒了中国民间对文革和毛的权威的怀疑。
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毛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公开过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材料的民间效应与毛的预期恰恰相反，非但无法抹黑林彪集团，反而使林彪赢得了一部分民心。因为“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其中的一些提法深得民。现摘录如下片断：
——关于党内斗争：“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关于社会状况，纪要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关于国际冲突：“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
——关于毛泽东的整人术，纪要说：“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中最具启蒙意义的一段话是：“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该纪要还提出：“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可以说，在文革后期的中国，林彪之死是民意觉醒的转捩点，“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觉醒,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正确性也遭到了民间怀疑。人们隐隐约约第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发出“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呐喊。
曾亲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的林彪，却在毛的威逼下不得不选择背叛，以尸骨无存的惨烈代价，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