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时节
父母台湾之行
2009/06/03 21:40
二十年我亲身经历了那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
我当时在江苏徐州工作。我们那几年分配到厂里的大学毕业生比较多，我们厂又是当地大厂，自然而然地我们置身于这场运动，成为当时除学生以外的运动的主流。
当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之日，就是中央调兵之时。北京先是宣布戒严，同时从四川等地调入大批军人，赶往北京。事后，我对邓小平及政治元老们在此事上的一刻没有犹疑感到悲哀-----这些人戎马出身，第一会想到的就是枪杆子。
我和同事们参与围堵火车和坦克二师进京的活动。我们还到社会上募捐，将得来几千元委派四位同事（后来受到处分）送到北京学生手上。我每天跟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或其父母通几次电话，了解北京的动态。同学的父亲是军方人士，得知我们在徐州围堵军队进京，说北京又没有发生暴乱，要坦克来干什么。显然，他是认为军队没必要进入北京，但“暴乱”一词却被他言中了：没有几天，屠杀开始，于是“暴乱”一词便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之中了。
记得学生绝食十天后，事态有些平息，至少是学生是这样的。民运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各个层面，到处是声源北京学生的浪潮，北京的各行各业包括警察军人都出来游行，表示支持。我记得当时最兴奋的是中午午休时回家，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和迫不及待地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其实当时的领导人缺乏政治智慧。如果出来安抚一下，彼此给个台阶，也都会相安无事。但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发生到了最坏的结果，这个结果后来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时一个六月初的周日，我以为运动已接近尾声，便少于收听“美国之音”等新闻，没太关心事态的发展。那天上午，我从“大光明”理发出来，看到淮海路上自西向东慢慢走来的大批的举着标语横幅的矿大、师院的学生出来游行，从他们的口号和标语中我才知道北京出事了。
戒严部队是从南到北，自西向东入城的。从木樨地，公主坟，军博，沿长安街至天安门广场，一直到建外。军队在军车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屠杀，用当时官方的话就是“清场”，“平暴”。当时的学生并没有想到军队会真的向他们开枪。他们还手挽手地面对持枪的军人，军人开枪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当看到前面几排的人倒了下来，流了很多血，方才醒悟过来，慌忙逃窜。当时中央电台国际频道的播音员用哽咽的声音报道此事。
军人很多是持枪平射的，或往人多的地方打。临街开窗探望，可能会遭致一排子弹，这也是当时官方对市民的警告，人们不能扎堆，临街不要开窗。我六月底去北京出差，特意到军博附近转悠，在长安街的上的快慢车道的隔离栅栏链接的角铁上发现很多弹孔。在建外外交公寓，窗户和外墙被打得弹孔斑驳。 子弹好像不是平时的那种，好像穿透力特别强，我同学当时捡了一些弹壳。我从二个独立的医疗渠道获知，在戒严部队的坦克里发现了针管和废弃的针剂瓶，似是兴奋剂。据说当时军队领导告诉士兵北京发生瘟疫，这是预防针等。这也就是很多人看到当时军人一边开枪，一边大笑的原因。
后来的好多天的晚上都是在收音机前度过的：一遍遍收听“美国之音”，法国中文电台关于北京的最新报道，新闻权又回到党的手中。毕竟，中国新闻自由过。我当时录下了“美国之音”的新闻，悲愤地用笔记录下来当时的一切。
我在六月五日给同学打电话时，还听到的枪声。同学的母亲是阜外的医生，医院里有很多中枪的死者和伤员。交通中断，北京陷于瘫痪，其母从医院回家至黄寺只能走路几个小时。北京当时究竟死了多少我无法得知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得到官方的真实地答案），但肯定应是上千。我主任出差的北京中央计委，看到通告说某同志在家中无中流弹身亡；我到机电部一所出差也听到了他们所里也有人死亡的消息。后来跟前妻聊起此事，她当时在北京上学并在防疫站实习，参加了抢救工作，的确，当时流了很多血。事过几天中央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袁木说根本没有人伤亡，简直就是个大大的笑话。
以下是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对“六四事件”的解释：
“六四事件，是指主要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在1989年4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發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權威主義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抗议活动，动用了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并爆发了军民冲突，造成大量的伤亡。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但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学生组织报告称有2000—3000人死亡。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打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清洗，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中国政府实行的武力镇压也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谴责。”
二十年过去了。很多新生代都没有听过“六四”这个词，更不知道那几天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整个民族好像的得了失忆症，拒绝重提这个词。但是毕竟，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经历了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值得重树一笔的群众运动，有的甚至亲身经历的北京血与火的洗礼，甚至，但有些生命永远定格在青春韶华的年龄。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六四”凶手的能够面对历史的审判，我们的民族能够坦然面对这段不光彩的一页，不要将“六四”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
最后编辑： wilson 编辑于2009/09/10 15:41
我当时在江苏徐州工作。我们那几年分配到厂里的大学毕业生比较多，我们厂又是当地大厂，自然而然地我们置身于这场运动，成为当时除学生以外的运动的主流。
当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之日，就是中央调兵之时。北京先是宣布戒严，同时从四川等地调入大批军人，赶往北京。事后，我对邓小平及政治元老们在此事上的一刻没有犹疑感到悲哀-----这些人戎马出身，第一会想到的就是枪杆子。
我和同事们参与围堵火车和坦克二师进京的活动。我们还到社会上募捐，将得来几千元委派四位同事（后来受到处分）送到北京学生手上。我每天跟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或其父母通几次电话，了解北京的动态。同学的父亲是军方人士，得知我们在徐州围堵军队进京，说北京又没有发生暴乱，要坦克来干什么。显然，他是认为军队没必要进入北京，但“暴乱”一词却被他言中了：没有几天，屠杀开始，于是“暴乱”一词便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之中了。
记得学生绝食十天后，事态有些平息，至少是学生是这样的。民运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各个层面，到处是声源北京学生的浪潮，北京的各行各业包括警察军人都出来游行，表示支持。我记得当时最兴奋的是中午午休时回家，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和迫不及待地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其实当时的领导人缺乏政治智慧。如果出来安抚一下，彼此给个台阶，也都会相安无事。但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发生到了最坏的结果，这个结果后来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时一个六月初的周日，我以为运动已接近尾声，便少于收听“美国之音”等新闻，没太关心事态的发展。那天上午，我从“大光明”理发出来，看到淮海路上自西向东慢慢走来的大批的举着标语横幅的矿大、师院的学生出来游行，从他们的口号和标语中我才知道北京出事了。
戒严部队是从南到北，自西向东入城的。从木樨地，公主坟，军博，沿长安街至天安门广场，一直到建外。军队在军车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屠杀，用当时官方的话就是“清场”，“平暴”。当时的学生并没有想到军队会真的向他们开枪。他们还手挽手地面对持枪的军人，军人开枪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当看到前面几排的人倒了下来，流了很多血，方才醒悟过来，慌忙逃窜。当时中央电台国际频道的播音员用哽咽的声音报道此事。
军人很多是持枪平射的，或往人多的地方打。临街开窗探望，可能会遭致一排子弹，这也是当时官方对市民的警告，人们不能扎堆，临街不要开窗。我六月底去北京出差，特意到军博附近转悠，在长安街的上的快慢车道的隔离栅栏链接的角铁上发现很多弹孔。在建外外交公寓，窗户和外墙被打得弹孔斑驳。 子弹好像不是平时的那种，好像穿透力特别强，我同学当时捡了一些弹壳。我从二个独立的医疗渠道获知，在戒严部队的坦克里发现了针管和废弃的针剂瓶，似是兴奋剂。据说当时军队领导告诉士兵北京发生瘟疫，这是预防针等。这也就是很多人看到当时军人一边开枪，一边大笑的原因。
后来的好多天的晚上都是在收音机前度过的：一遍遍收听“美国之音”，法国中文电台关于北京的最新报道，新闻权又回到党的手中。毕竟，中国新闻自由过。我当时录下了“美国之音”的新闻，悲愤地用笔记录下来当时的一切。
我在六月五日给同学打电话时，还听到的枪声。同学的母亲是阜外的医生，医院里有很多中枪的死者和伤员。交通中断，北京陷于瘫痪，其母从医院回家至黄寺只能走路几个小时。北京当时究竟死了多少我无法得知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得到官方的真实地答案），但肯定应是上千。我主任出差的北京中央计委，看到通告说某同志在家中无中流弹身亡；我到机电部一所出差也听到了他们所里也有人死亡的消息。后来跟前妻聊起此事，她当时在北京上学并在防疫站实习，参加了抢救工作，的确，当时流了很多血。事过几天中央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袁木说根本没有人伤亡，简直就是个大大的笑话。
以下是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对“六四事件”的解释：
“六四事件，是指主要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在1989年4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發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權威主義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抗议活动，动用了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并爆发了军民冲突，造成大量的伤亡。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但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学生组织报告称有2000—3000人死亡。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打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清洗，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中国政府实行的武力镇压也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谴责。”
二十年过去了。很多新生代都没有听过“六四”这个词，更不知道那几天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整个民族好像的得了失忆症，拒绝重提这个词。但是毕竟，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经历了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值得重树一笔的群众运动，有的甚至亲身经历的北京血与火的洗礼，甚至，但有些生命永远定格在青春韶华的年龄。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六四”凶手的能够面对历史的审判，我们的民族能够坦然面对这段不光彩的一页，不要将“六四”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
最后编辑： wilson 编辑于2009/09/10 15:41
就像历史上无数次群众运动所演绎的那样：在绝大多数参与者还一如初衷、热血沸腾时，挤上前台的那一小撮人已经开始拨弄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学生领袖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了，学生领袖与其他运动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开始了。许多人惯于以运动的初衷及大多数参与者的心理状态来否定运动后来具有的“推翻政权”企图，但是，初衷不等于始终，大多数人也掩盖不了一小撮。而恰恰是这一小撮，有着翻云覆雨、左右运动的能力。邓小平后来在解释镇压行动时说：这是政权的问题——这个定性，在运动的最后时刻并没有错。运动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政权，但确实涉及到政权。正像吾尔开希所说的，少数人裹挟了数以万计的人，长时间占据广场不退。其所引起的示范效应以及可能的后续反应，足以令这个政权感到威胁。为了政权，他们不惜流血。
虽然不伦不类，但是在可选择性上，确实还可以作一类比：当邓贵大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步步进逼时，除了顺从强暴，邓玉娇剩下的惟一选择只有拔刀自卫——邓是为了自己的贞节与尊严在别无选择下动刀，执政党是为了自己的政权而动武。如果判邓玉娇有罪，执政党又如何解释自己在20年前的行为呢？
在运动的最后时刻，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联席会议曾作出决议，要学生撤出广场。但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始应而终背，理由是“学生运动不能受外人左右”，亦即运动的领导权、主导权问题，这也涉及到运动胜利后的分饼问题——为了自己的席位，不惜让追随者流血，这是柴玲当年亲口吐露的心态，也是今天她极力想封杀相关影片的原因。不难看到，两方都是为了政权，一方拥有国家机器，另一方却“绑架”了百万学生与民众。
作出撤离决议的联席会议精英，也未必没有“染指开国元勋”之心，只不过他们更加理性，懂得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坚持不退的必然后果就是遭到武力镇压。学生领袖们也未必见不及此，只不过他们还年轻，欲望多于理性，在欲望与理性之间徘徊，最终作出不理性的选择。而且，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欲望与理性的选择：在群情激昂乃至悲情笼罩下，只有比别人激进，才能维持领袖地位——稍有理性的王丹、吾尔开希，尽管名气够大，也因不够激进也被淘汰出局了。在这种逆向选择的前车之鉴下，不想被台下虎视眈眈的后来者掀下台的“领袖们”，其实已是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愿意放下心中的欲念。
八九事件的最终结局，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悲剧。整个中国社会，也被绑在这个十字架上长达20年之久。由于相关各方立场、利益的天差地别，直到今天，伤疤仍远未到可以揭开之时。困境重重的今日中国，承受不起这种沉重的“折腾”，暂时“遗忘”或许还是此时此刻的“次优选择”。
by shek (shek) at 2009.6.4 19:50 (#5315229@0)
戴晴女士最近直言，是激进学生害了赵紫阳，使悲剧最终不可避免，“邓小平本来也不愿使用武力”。身为当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戴女士依然直言不讳，不能不令人敬佩其直面真相的勇气。毕竟，在海外特定的舆场中，批评八九运动就像批评某某功一样，似乎早已成为话语禁区。
激进学生害了赵紫阳，这种结论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的逻辑，已经在类似事件中屡屡上演。具体说，赵紫阳就像苏东剧变中的戈尔巴乔夫，他本来只想利用民主派（对赵而言是广场群众）的力量，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重新安排政治架构。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却养肥了一批叶利钦——广场学生领袖。最近，就赵紫阳出新书一事，操作者鲍彤之子对媒体有个讲话，讲话颇见功力，于细微之处见真功夫。他说，八九之所以酿成惨剧，乃是赵李权争的结果。注意，他说的是赵李权争，而不是邓赵权争——赵李权争，意味着是李在要权，主动性责任在李；邓赵权争，则是赵要权，主动性责任在赵。
广场学生领袖们的目的，与赵紫阳是不一样的。就像前苏的叶利钦一样，他们要的是推翻整个政权，重起炉灶，自己成为“开国元勋”，赵紫阳也只是他们暂时“统战”联合的对象而已。如果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且最终由学生领袖主导，赵本人可能也会被归入“掀翻”之列，就像后来叶利钦“逼退”戈尔巴乔夫一样。实际上，八九运动前期，赵本人就在声讨名单上，只是后来有人传出“赵支持学生”的内幕，赵的公开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才让尚处于弱势的学生感受到某种最稀缺的支持，态度为之一变。但是，这种暂时的态度变化，并不能弥合根本性的目标分歧，只不过当时的情势还没有给这种分歧以适于表现的机会而已——戈尔巴乔夫曾给予前苏联的民主派包括叶利钦本人多大的支持和帮助呵，还不是照样被掀翻了？一旦相对于共同对手的胜负已定，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八九广场上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就可能势不两立。
正因为只是暂时的相互利用，而不是学生领袖们受宠若惊奉赵为主，所以学生领袖对赵的处境毫不顾忌，在赵身边人传话要学生退一步时，毫不让步，让赵陷入一种豁出去后却一拳打在空洞处的尴尬境地。赵的判断失误在于：他以为与他有所联系，被学生们口口声声尊为“老师”的知识精英能够掌握学生（应该是这些眼高手低的精英们的自视过高乃至自吹自擂，给了赵或鲍彤这种印象），拳头打出去后就收不回来了。不妨设想事态的另一种进程：如果在赵“亚行讲话”后学生们应声而退，赵的威望将达到何等高度？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气候下，赵将成为1976年中的邓小平，而邓则沦为华国锋。赵的想法本来成功的机会并不小，因为广场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此时此刻应作何抉择。赵当时没有弄明白的只是，群众运动并不必然遵循理性。所以他能够影响理性的知识精英，却影响不了非理性的学生领袖。而恰恰只有后者，才能左右运动的方向——这样的“经验教训”，相信赵后来也已经心中有数，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回忆录中公开承认而已。